神秘“失蹤” 回歸中共
1945年春，經過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戰，抗日戰爭已到決戰階段。中共號召淪陷區黨員，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配合從外進攻的軍隊消滅日本侵略者。在潘漢年的領導下，袁殊以合法身份，以鎮江地區的偽保安團為基幹，組成中華人民自衛軍，利用日本在華情報機關人員，公開護送這支隊伍，從鎮江出發，穿過上海，來到杭州附近的七堡鎮駐紮，待機應變。後來因為情況有變，這支部隊一部分為國民黨軍隊收編，另一部分在海安戰役中起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上海局勢混亂。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接收大員紛紛從空中、水上和陸上來到上海。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中，一些重要人員這時亦處在緊張的應變狀態。袁殊則以其特有的機智和膽略以戴笠任命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第五縱隊指揮的名義，為中共保護了他本人和翁從六等多年經營的文化事業和財產，保護了一些準備交給中共地下組織使用的槍支彈藥。正當袁殊為此緊張奔波時，上海黨組織考慮到他的安全，決定讓他立即轉移到解放區去，一切行程均由惲逸群安排。但袁殊卻放不下手中的工作，遲遲未動。一天夏衍在街上遇到袁殊，急迫地對他說：“快走，不走還等何時！”
當此曆史又將發生重要轉折的關頭，袁殊再一次麵臨了今後去向的選擇。他對自己今後的道路仍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按他自己的說法，當時有三條路：一條是攜帶家眷前往日本做一個海外寓公。以他在敵偽時期所聚斂的資產財富，他是可以終身不愁生計的。但這一來他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漢奸，因而他不想走這條路；另一條路是接受國民黨的收編，仍可以高官厚祿。抗戰勝利不久的9月，軍統的王新衡就趕到上海，並代表軍統任命袁殊為忠義救國軍新編別動軍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授予中將軍銜，並安排袁殊在“雙十節”會見戴笠。這無疑給袁殊又一次提供了投靠軍統，也許是升官發財飛黃騰達之路。但他深知軍統內部派係林立，互相矛盾傾軋甚深。像他這樣非黃埔嫡係的人，在軍統稍一不慎是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的；於是他選擇了第三條路，回歸他早年就曾經追求過，中間又經過了反複曲折的革命之路。
打定主意後，袁殊得到重要副手、中共黨員翁從六之助，變賣資財，其中除用以購買數十槍支及彈藥外，其餘全部經銀行轉給了中共上海地下黨。
就在軍統授予他中將站長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1945年的10月，他和中共地下組織取得了聯係，在地下黨的策劃幫助下，安全轉移到蘇北解放區，最終回歸到了革命隊伍的行列。
袁殊與翁從六、惲逸群一行離滬，同行的梅丹心曾在南京《周末報》撰文記述：1945年10月上旬一清早，一行五人抵達兆豐公園，由交通員王平和、黃煒帶領，沿滬青公路往中共新四軍淞滬支隊駐地，青浦觀音堂。進入共軍防地六號橋後，眾人沿鄉間小道步行，直至支隊司令部駐地。就在袁殊原定約見戴笠之日，國、共《雙十協定》簽妥，中共淞滬支隊須撤至蘇北。該支隊由美國軍艦沿江護送，乘船通過國軍南通狼山轄區，因風高浪急，曆時三日方抵新港鎮。袁殊一行成功轉移至新四軍駐防區域，繼而前往淮陰，方才安頓下來。
袁殊在10月7日，已抵達新四軍控製區。“雙十”協定後，袁殊隨軍北撤。此後數月，袁殊埋首準備汪偽、軍統、日寇特務的相關材料，以便為解放軍提供參考。
國民黨特務找不到袁殊，一時不知他的去向，軍統王新衡在上海《申報》登“尋人啟事”，也未見他露麵。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國民黨方麵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區，戴笠不由得勃然大怒。於是，“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軍統對袁殊下了通緝令，並派一個連的人去蘇州抄他的家。袁殊的妻子抱著剛出生幾個月的兒子，從後門脫身跑回上海。南京一家小報出現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敵占區扮演反派角色的“漢奸”名字，從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1946年，中共華東局組織局長曾山親自找袁殊談話，允許袁殊重新登記入黨，因“袁殊”惡名昭著，考慮到各種關係，建議他暫時改名。曾山讓袁殊對外以他的親戚為名改姓曾——也證明這是組織的意思，袁殊遂以“曾達齋”之名，重新加入中共。從此，“曾達齋”一直用了幾十年。曾達齋被任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主任，獲旅級待遇。自此，“袁殊”的特工生涯結束，曾達齋開始了在解放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