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五重間諜”鐵血書寫驚險人生
1939年夏，汪偽76號特務緊急出動，抓獲了企圖挖地道炸死特務頭子李士群的特工袁殊。袁殊被捕後，另一特務頭子丁默村主張殺掉他，生死關頭日本特務機關的岩井英一機關長保了袁殊一命。此後，外界才知道袁殊“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然而，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的潘漢年，知道這一情況後不但沒有責怪袁殊，還讓他向軍統戴笠彙報。沒想到戴笠對此也毫無責怪之意，讓袁殊臥底日本特務機關繼續為軍統效力。在此之前，袁殊與中共、國民黨中統、軍統以及青洪幫有密切關係，現在又多了一層與日偽的關係，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五重間諜”。那麼，他到底是哪方的特工？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他又是如何左右逢源的呢？
佐爾格是前蘇聯的情報英雄，袁殊則是中共情報戰線上極具傳奇色彩的“東方佐爾格”，他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激進少年 新聞勇士
袁殊，又名袁學易，曾用名曾達齋，1911年4月出生於湖北蘄春一戶沒落的官宦人家。袁家的遠祖自洪武年間由江西遷入湖北蘄春，袁氏世代為書香門第。但到袁學易的父袁曉嵐之時，家境漸見沒落。袁曉嵐與四兄弟分家，分得數畝花紅果園。秀才出身的袁曉嵐精於算學，剛開始把家裏經營得還不錯。
袁學易出生那年，正是辛亥革命爆發之年。此前他父親袁曉嵐就熱衷於“排滿”運動，先加入保路同誌會，後成為同盟會會員，為革命活動幾乎傾盡家資。辛亥革命時，袁曉嵐加入湖北日知會，曾攜槍返鄉，想奪取政權，旋即離去。之後，袁曉嵐用妻子的嫁妝，在漢口開設人力車行，仍然參與革命活動。人力車行因經營不善而倒閉，袁曉嵐於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因在船上發生意外，右臂骨折，上岸就醫。此後被迫折返上海，在廣慈醫院休養。
袁殊的母親賈氏出身於前清鹽官巨賈之家，夫家沒落之後，她曾帶著學易、學禮兄弟兩人依靠娘家資助及典當家什生活。袁學易由五歲開始，在私塾接受啟蒙教育，三年當中打下堅實的國學基礎。袁學易的外祖父、外祖母於1919年去世，他母親賈氏隻得帶著兄弟兩人前往上海投奔袁曉嵐。誰知，此時已任國民黨駐滬機關要職的袁曉嵐卻因與學生姘居而冷落賈氏母子。賈氏母子三人於是在上海浦東以教棚戶區工人認字為生，兄弟倆曾當街賣過大餅油條，擦鞋擦老虎灶，還曾在啟智印刷所任排字工學徒。母子三人相依為命，袁學易的童年生活非常貧苦，飽嚐了人世的艱辛。
袁曉嵐沒有在經濟上資助賈氏母子，卻仍然關心著兒子的成長。他托友人將學易介紹進了上海立達學院，免費入學就讀。袁學易崇拜立達學園老師袁紹先、夏丏尊、豐子愷等。在讀書的這幾年中，袁學易加入“黑色青年”團體，主張建立“無命令、無服從、無製裁的無政府狀態社會”，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年僅14歲的袁學易參加了罷工、罷市、罷課大遊行，並改名袁殊。此後，廣州軍政府準備北伐。在環龍路44號國民黨駐滬機關任職的袁曉嵐，招募當地青年，入讀黃埔軍校。因袁殊年紀尚幼，未被推薦。與此同時，袁曉嵐之友胡抱一被任為國民革命軍江南別動軍司令。因與袁殊共同信仰“無政府主義”，及其世交關係，胡氏任命袁殊為其秘書。此後，胡、袁同往南京，在南京偶遇“五卅”運動時的大學生代表、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七師政治部主任的邵華。胡抱一把袁殊推薦給邵華，邵氏遂任袁為該部宣傳股少尉股員，稍後袁殊擔任了第六軍十八師政治部連指導員。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國共分裂，北伐受挫。袁殊對革命前途感到失望，於是離開國民黨軍隊，從南京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後的袁殊，1928年以文藝青年身份加入高長虹主持的崇尚無政府狀態的“狂飆社”。但因不滿當時報刊是“買辦階級統治者的禦用代言者”，他決定投身新聞事業，獨創一片“清淨的天空”。辦報刊對他來說畢竟是外行，於是1929年他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日本大學東亞預備學校新聞係專攻新聞學，次年學成回國。
1931年3月16日，在陳望道等人的關懷下，袁殊創辦了一份以新聞為主的報紙——《文藝新聞》。由於《文藝新聞》采取“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辦報宗旨，從它創刊那一天起便吸引了人們關注的目光。一些左聯成員包括著名左翼人士如魯迅、瞿秋白、茅盾等，都成了《文藝新聞》的作者。其中夏衍除了提供“左聯”消息外，在論及中國文壇上的思想傾向時，他的文章常常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
在袁殊的努力下，《文藝新聞》成為左派刊物中發行量最大、出版期數最多，視角最為豐富和組織、溝通讀者最為成功的刊物。《文藝新聞》不但堅持報道的公正性，還十分注意策略的靈活性。當年“左聯五烈士”被害消息，最早就是由袁殊創辦的《文藝新聞》披露出去的。
《文藝新聞》首先獨家披露“左聯五烈士”被害內幕，使這份報紙影響大增。此前的1931年1月17日，左聯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李偉森在上海東方飯店開會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並於同年2月7日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由於國民黨對消息嚴密封鎖，外界幾乎無人知道“左聯”五人被害的情況。為了揭露國民黨的凶殘，時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馮雪峰找了多家報刊，希望能將這一信息發布出去，但各報懾於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均不敢刊登。焦急之中，馮雪峰想到了袁殊剛剛創辦的《文藝新聞》。由於當時馮雪峰不認識袁殊，他便到陳望道處了解袁殊的情況。
在陳望道的介紹下，馮雪峰找到袁殊，在簡單地介紹了左聯五人被害的情況後，他焦急地問袁殊：“現在各個報刊均不登載這一消息，《文藝新聞》敢不敢登？能不能登？”當時國民黨對新聞管製非常嚴格，袁殊知道登載這樣的新聞是有很大風險的，但對國民黨殘害進步作家的憤恨使他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這一職責。他沉思片刻，對馮雪峰說：“可以登，但你要以讀者的名義來信查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我應付國民黨當局查問消息來源，還應找來五烈士的照片，作為讀者來信問答的繼續。”
“好，好，這個主意好！”聽了袁殊的話，馮雪峰心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他回去後馬上給袁殊寄來了一封署名為“藍布”的打聽四位作家下落的讀者來信，信中稱“傳說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等人失蹤，據說他們已被槍斃”雲雲。顯然，為了避免引起國民黨的猜疑，馮雪峰在信中故意將五人寫成了四人。袁殊收到來信後，以《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讀者來信/探聽他們的蹤跡》為標題將其刊登於3月30日《文藝新聞》第三期一版頭條位置。此文一出，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社會各界紛紛來電來函詢問。
在人們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藝新聞》第五號第一版頭條刊登了題為《嗚呼，死者已矣——兩個讀者來信答藍布/李偉森亦長辭人世》的兩封讀者來信，在這兩封化名為“曙霞”、“海辰”的讀者來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聯五烈士已於2月7日被殺害的消息，並為此刊發了按語：“讀者如有能以諸死者照像見借，僅以本報10期奉酬。”隨後，袁殊又在《文藝新聞》第六號二版頭條位置上刊發了由馮雪峰提供的左聯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還發表了一篇馮雪峰轉來的魯迅給李秉中的信，這也是袁殊按馮雪峰的意思發表的。因為左聯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藝新聞》上披露後，由於當時魯迅有一段時間未在社會上露麵，致使不少人也為魯迅的下落而擔憂，甚至還有消息稱魯迅也被國民黨殺害，馮雪峰於是決定以發表魯迅信函的方式從側麵報道魯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後的數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筆記”短訊中刊出了各類人物，包括他自己采寫的、對五作家遇難的態度以及進步作家對五作家遇難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白莽印象記》、第13期署名“肖石”的《我懷念著也頻》等。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聯五烈士被害內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敵人胸膛，令國民黨驚恐萬分，要查封《文藝新聞》。此時袁殊父親袁曉嵐的老友、老同盟會會員——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部長方覺惠出麵幹涉說：“袁殊那孩子幹不出什麼大的名堂，讓他去吧！”由於方覺惠從中說情，再加上《文藝新聞》巧妙地采用讀者來信方式報道左聯五烈士被害之事，國民黨當局也找不到合適的借口，《文藝新聞》最終挺過了這一關。魯迅對此大為讚賞說：“袁殊、適夷兩個人年齡很輕，勇氣很大。”並在《文藝新聞》上發表了《上海文藝之一瞥》及《湘靈歌》等詩文。
《文藝新聞》在袁殊主持下從創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堅持了一年四個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壽命長，影響大，這顯然與袁殊這種公正靈活的辦報策略是分不開的。不僅如此，他的這種鬥爭方式對左聯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開始重視合法鬥爭的作用。對此，新中國成立後，茅盾在回憶中稱：“袁殊以中立公正、有聞必錄的公開合法鬥爭方式創辦《文藝新聞》，使得左聯及其成員逐漸認清合法鬥爭的必要和重要，並開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轉變。”
秘密入黨 初涉特科
正當袁殊以滿腔熱忱為左翼文化運動奉獻力量、投身反帝愛國鬥爭之時，中共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潘漢年根據隱蔽鬥爭的需要，將他調到情報戰線工作。從此“袁殊”這個名字從進步文化圈子中銷聲匿跡。他的人生和潘漢年掛上了鉤，注定了要充滿驚險與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