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中共特工巨擘，1906年生於江蘇省宜興縣。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漢年離開家鄉隻身來到大上海，被聘為上海中華書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編輯。與此同時，他加入了革命的國民黨，為反帝反軍閥鬥爭奔走呼號。上海“五卅”慘案後，潘漢年迅速投入聲勢浩大的群眾行列，並寫了許多反帝檄文。在這場運動中，他切身感受到共產黨人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氣概，同年秋天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潘漢年被江蘇省委任命為“上海文化工作黨團”幹事會書記。第二年，又擔任由中宣部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
潘漢年從1928年開始負責文化統一戰線工作，是最早從事黨的文化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人。當時，上海的左翼作家隊伍由於反動勢力的“圍剿”及內部分歧，處於渙散狀態。潘漢年依靠黨的威望，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內，就使“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劇聯”等組織先後成立。
1931年春，黨中央任命潘漢年為“特科”領導人之一，負責情報及保衛工作。從此，他經常打扮成大老板的公子模樣，長期出沒於敵人的心髒地帶，成了一個“神秘”的特工人員。
同在1931年，袁殊以《文藝新聞》代表人資格參加了由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的“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與左聯的茅盾、丁玲，劇聯的田漢，社聯的朱鏡我等一起當選為常委。這是袁殊正式參加黨的外圍工作的開始。在“文總”，袁殊和中共黨員潘梓年（潘漢年的堂兄）、朱鏡我共同負責“文總”的日常事務以及“文總”所屬機構的聯絡工作，《文藝新聞》也因此成為“文總”的聯絡交通中心。潘梓年、朱鏡我對袁殊這位隻有20歲的愛國進步青年所表現出來的機智勇敢非常欣賞，便有意對他進行栽培。在他們的引導下，袁殊思想進步很快，不久便向朱鏡我提出了人黨要求。
1931年10月的一天，是袁殊一生中最為難忘的一個日子。這天，他應“文總”潘梓年之約來到上海靜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館，會晤了潘漢年和王子春。潘漢年、王子春代表中共地下黨組織正式吸收袁殊為中共黨員。年僅20歲的袁殊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後迅速參加中央特科工作。
潘漢年對袁殊說：“你加入的是秘密前衛組織，普通組織成員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衛黨的組織，今後要漸漸褪去紅色，偽裝成灰色小市民，尋機打入敵人內部。”潘漢年同時指定王子春為袁殊的單線聯係人。
王子春，原名芝田，號鍾秀，化名王獨清，1900年出生於固始縣城關鎮。17歲那年，王子春升入固始中學，與進步作家、《少年漂泊者》的作者蔣光慈同班。1923年，王子春進入開封的河南公立農業專門學校讀書。中國共產黨的“四大”以後，中共開封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李大釗、王若飛、蕭楚女、李求實等著名的共產黨員陸續到達開封。他們帶來了很多進步書刊，王子春如饑似渴地學習，進一步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和影響，不久他就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後王子春在豫北、安徽和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初涉情報工作的袁殊對此行一無所知，王子春手把手地教他。經過兩個多月的正式訓練，袁殊掌握了進行秘密聯絡、傳遞消息等方麵的基本技能，也開始尋找打入敵人內部的途徑。王子春耐心地幫袁殊梳理親朋關係，通過梳理，袁殊想起有個表兄賈伯濤在國民黨裏任要職。賈伯濤是袁殊娘舅賈寶書的大兒子，由袁殊的父親袁曉嵐推薦到黃埔軍校學習，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擔任過黃埔同學會會長，先後在湖北、上海警備司令部任職。袁殊從未與他有過來往，幾乎忘記了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設法與賈伯濤聯係，請求代為謀職。因為是親戚，加上賈伯濤是袁曉嵐推薦上黃埔的關係，賈伯濤很快便將袁殊介紹給了上海社會局局長吳醒亞。
吳醒亞，湖北省黃梅人，1892年生。他早年加入同盟會，是國民黨元老之一。曾任廣東大本營秘書處科員、廣東國民政府軍委會秘書。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總政治部訓練部顧問、國民革命軍第31軍政治訓練部主任。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曆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安徽省政府代理主席、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等職。1932年6月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兼社會局局長、上海市保衛委員會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製委員會委員。
為了便於吳醒亞幫袁殊推薦工作，王子春要求袁殊寫份個人簡曆。袁殊的簡曆中強調“厭倦了左傾活動，想過安穩日子”的願望。吳醒亞看了連聲稱“好”，當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幫，為他打探社會消息。
吳醒亞之所以肯任用一個在左翼文化活動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一是因為賈伯濤是蔣介石的大紅人，不能不給麵子；二是由於袁殊寫的材料給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為吳醒亞當年從湖北到上海謀出路時，袁曉嵐曾指點他去廣州投奔陳立夫，結果得了勢，受恩於袁家，想借此報答。這些社會關係，猶如一把無形的保護傘，為袁殊在險象環生的諜海風浪中遮風擋雨。
1933年吳醒亞成立了CC係秘密小派別“幹社”，成為中統幹將之一（CC係，即“中央俱樂部”，它的英文名稱是Central Club。CC.係是由陳氏兄弟陳果夫和陳立夫領導的一個政治派係，CC係的實力主要分布在國民黨中央黨務部門尤其是組織部、中統局、地方各級黨部和教育係統，尤其是大學）。與之對應的則是戴笠以黃埔學生為班底成立的“複興社”。這兩個法西斯組織以擁蔣反共為宗旨同時出現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
袁殊被任命為“幹社”情報股股長。在這個組織中，擔任行動股股長的是李士群。李士群20年代加入過中國共產黨，被捕後公開叛變革命，後來成為汪偽政權的大漢奸、76號特務頭子。王子春指示袁殊：一定要嚴密監視叛徒李士群的行動！
袁殊最初給吳醒亞的情報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無重大價值的情報，諸如西南派係聯合反蔣內幕之類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袁殊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搞到一個重大情報，為吳醒亞立了一“功”。王子春讓袁殊趁機向吳醒亞討個新聞記者的差事，以便開展工作。於是，袁殊被介紹到“新聲通訊社”當了一名記者。
“新聲通訊社”雖然是個政治色彩不十分濃厚的民間通訊社，但記者是無冕之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訪社會新聞。袁殊因此能經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了解一些國民黨政府的內幕消息，同時也有機會出席日本駐滬領事館的記者招待會。在此期間，他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岩井英一，這是一個以文職人員的身份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日本資深高級特務頭子。
“怪西人案” 脫險遭疑
袁殊以記者職業作掩護，一步步深入到敵人的中上層社會。與此同時，袁殊還利用自身優勢，團結了一批新聞工作者為中共的事業而工作。他運用吳醒亞的關係，陸續成為《新聲通訊社》記者、《華美晚報》記者，並主辦外文編譯社、中國聯合新聞社、上海編譯社及《雜誌》半月刊等，還擔任了上海記者公會執行委員等。他同惲逸群等舉辦的“記者座談會”與範長江等發起組織的“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當時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自袁殊加入中共特科始，與王子春合作無間，工作頗為順利。起初，二人每周會麵一次，隨著袁殊的情報日益增多，改成每周會麵兩次。到1934年底，到了接頭之日，袁殊於規定地點依時守候良久，仍未見王子春的蹤影。接頭失敗即為斷線，對特務工作而言，非同小可。袁殊極為焦急，最後決定聯係極少數知道他參與中共特科的人之一夏衍。
夏衍在其《懶尋舊夢錄》中提及：“袁殊在《文藝新聞》停刊後參加了特科工作，這我是知道的，他還一再要求我給他保守秘密，也有相當長的時期，我們之間沒有來往。大概在1935年春，他忽然與我見麵，說他和特科的聯係突然斷了，已有兩次在約定時間、地點碰不到和他聯係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幫他轉一封給特科領導的信。”
由於特科為特殊、獨立的組織，為安全、保密起見，一般中共黨員，不得與特科人員往來。當時蔡叔厚由中共特科轉至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夏衍就把袁殊的信交與蔡叔厚。出乎夏衍預料的是，蔡叔厚未把袁的信轉交中共，而是把他直接納入第三國際的情報部門。這一點，蔡叔厚未向夏衍交代，袁殊本人亦未得知。事實上，王子春是在執行任務時被捕犧牲了。直到袁殊首次被捕入獄，方才得悉與王子春斷線後，自己的工作機關由中共改為共產國際。就在袁殊不知就裏地為第三國際收集情報不久，爆發了轟動中外的“怪西人案”。
1935年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代局長威特曼（英文名Joseph Walton，另有譯為“華爾敦”的），派手下翻譯去看望住在上海東亞飯店的國民黨駐武漢行營二處專員地下黨員劉思慕之妻兒，被埋伏在那裏的軍統特務所捕。這個翻譯經不起特工嚴刑拷打，將威特曼供了出來。由於這個叛徒的出賣，5月，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威特曼和與袁殊接頭的交通員小李被捕。威特曼鬥爭經驗豐富，被捕後一言不發，在審訊中什麼也不承認，甚至連國籍姓名職務都不講，當局稱他為“怪西人”（即“怪異的西方人”）。但從他身上搜出一個筆記本，其中一頁用中文寫著：“袁殊，外論編譯社”上麵還寫有電話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