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通過獄中支部指示關向應，為了配合鮑君甫的營救行動，要裝得庸碌無為、悲觀消極，以蒙蔽租界。當蘭普遜從牢獄中聽說被抓的這個人，充其量是個“激進的學者”，也覺得沒多大意思。在有人保釋的情況下，關押了幾個月即予釋放。
出賣被捕 晚景淒涼
1931年4月25日，中央負責保衛工作的負責人、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幸虧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首先獲悉，他向各要害部門發出警報，並匆匆趕到上海向周恩來作了報告。黨立即采取果斷措施，開始了中央各機關大搬遷。陳賡找到鮑君甫說：“此地不能久留。我們在上海的機關大都已經轉移了，你快想辦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
鮑君甫用手抹了飄落在臉上的雨滴，完全鎮靜了下來，他相信自己沒有確鑿的把柄落在特務手中，又對自己在國民黨上層的一些關係具有的保護力較為自信：“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家裏！不相信顧順章就鬥得過張道藩！”
陳賡說：“你實在不想離開上海，那就要有一個思想準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後共產黨總歸要得天下的，到那時候我們決不會忘記你。”
鮑君甫也動了情：“不管今後我是否能看到你們得天下，有你這句話，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後悔交了你這樣的朋友。”也在這天早晨，徐恩曾親自帶領大批特務從南京趕到上海，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當天下午，由於顧順章的出賣，鮑君甫就被捕了。
鮑君甫被關在獄中，國民黨對他恩威兼施，但他始終未供出共產黨的任何情況。由於國民黨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時任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的張道藩的疏通，鮑君甫隻坐了半年的大牢。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後被保釋出獄。此時周恩來、陳賡等人已相繼離開上海，鮑君甫與共產黨方麵失去了聯係。
國民黨官場你爭我鬥，風水輪流轉。1934年國民黨再度啟用鮑君甫，在張道藩的舉薦下，他出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
反省院實際上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直接操縱下的特殊監獄。為了更好地對被捕的共產黨人進行政治欺騙，誘其叛變，根據陳果夫、陳立夫的建議，國民黨專門建立了從事此項工作的機構——反省院。它與普通監獄的區別之處在於，它注重對“反省人”進行思想灌輸，最主要的目的是讓持不同政見的人閉嘴。出於政治的需要，在反省院人可以有一定自由，生活條件也比普通監獄要好些。除規定的勞役外，還可以有一定的運動和休息時間。被關進反省院的政治犯，要接受為期6個月的強化學習。期滿後經評判委員會評判不準出院者，要繼續留院反省，但總期不得超過5年。反省院當時關押的人員主要是共產黨員，反省的目的是讓他們放棄自己的革命主張。特務們常常將抓來的共產黨人關進反省院進行所謂反省，“反省合格”後予以釋放，並從中挑選出一些出賣靈魂的人專門從事破壞中共組織的活動。
此時的鮑君甫已經完全脫離特工係統，在反省院掛個閑職隻是為了混口飯吃，生活歸於平淡。他在反省院時的生活，也鮮有史料記載或相關報道。
轉眼過了十幾年。1949年，當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時，鮑君甫在南京街頭靠擺小紙煙攤為生。1950年10月，新中國開展了建國以後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二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開始對反動黨團特務人員進行登記，幾天之內就有四五千名原國民黨各級高官向政府自首，聽候發落。由於鮑君甫擔任過國民黨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長，故被市公安局逮捕，並很快移送法院。經法院有關領導審批，準備處以重刑。這時鮑君甫提出他在當年曾為中共地下黨組織做過工作，要求陳賡同誌作證。
時任南京法院院長的鞠華於1951年兩次給當時擔任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發函，希望證實鮑君甫在大革命時期的政治身份。同年11月24日，陳賡將軍給鞠華回信為鮑君甫做出證明：“關於楊登瀛（又名鮑君甫）之供詞是否屬實一事，據我所知，鮑確係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係，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係，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此時表麵上還好，以後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據說表現不好，其他詳情不知……”陳賡當時確實無法得知鮑君甫的實情。
根據陳賡的證詞，鮑君甫終於保全性命，但仍舊被判管製。
此後鮑君甫住在南京，生活無著。1952年11月，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得知鮑君甫的情況後，寫信給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長，說明“鮑君甫在大革命後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負責同誌……”。信中還說：“我與陳賡同誌商量給鮑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
1956年3月，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鮑君甫去北京，鮑君甫在北京會見了早年曾受其保護的共產黨人陳賡和陳養山以及李克農、安娥等人。陳賡詳細詢問了鮑君甫的生活情況，並委托有關方麵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協和醫院為其安裝了假牙，贈送了呢料製服、皮鞋等物。鮑君甫在專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三個星期。鮑君甫回到南京以後，於同年4月22日給安娥寫了一封信：“式沅同誌：握別以來瞬已三周，我於四月二日晨安抵寧後即晚疚疾複發，現仍在時止時發，以至稽延奉書甚引為歉。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處非筆能宣……”
此後，鮑君甫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以至於冬衣無著，不得不再次於1956年12月27日給安娥寫信求助，讀來令人心酸：“舍下尚稱粗適，惟內子（譚秀珍）舊有腰疾，近忽複發，臥床未起。入冬以來，禦寒衣物深荷政府照顧，然以久處艱困，雖稍有添補，難期周全。憶昔蒙允以舊衣相助，不計大小冬夏之件，如能割愛者，不悉能否見急解衣推食之賜，不得不期於知交之前矣。不情之請尚懇見諒也。”由此信可以看出鮑君甫已陷入何等的生活困境。但安娥突發腦溢血，乃由其子田大畏先行給鮑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後，安娥陸續給鮑家寄送生活用品，並特別給鮑君甫的次女鮑小妹（鮑雪波）寄去自行車一輛，深情厚誼，於此可見。
鮑君甫娶有三房妻室，育有二子、三女。陳賡於1961年去世，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漢受到嚴厲批判，安娥已是自顧不暇，安娥一家也不能再給予鮑君甫以保護和資助。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鮑君甫失去了陳賡和陳養山（已調離中央到寧夏任職）等人的保護，遭受了批鬥。1969年12月9日，已經76歲的鮑君甫被紅衛兵鬥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鮑君甫在臨危之前，再三對自己的子女說道：“我不是特務，也不是什麼內奸，周恩來是知道我的……”說罷便咽了氣。
鮑君甫是個黨外人士，知道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楊登瀛，竟又是中共特科的鮑君甫者，長期以來寥寥無幾。在大革命失敗後四處充滿白色恐怖的環境下，不少意誌不堅定的共產黨員脫黨，有的甚至成了叛徒，而鮑君甫卻在這種極端險惡的形勢下，冒著生命危險為中共從事地下工作，成為第一位中共黨外特工，其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不僅如此，鮑君甫在他的紅色特工生涯中，為營救黨的領導人和懲治叛徒屢建奇功，立下了汗馬功勞，對此黨和人民將永遠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