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陳立夫的表弟徐恩曾出任調查科主任，徐恩曾也視鮑君甫為台柱，特準他可自由支取經費，還派人常駐鮑君甫辦事處，以便隨時轉送最新的情報。
中央特科建立了鮑君甫這個關係，就在上海國民黨的各軍警機關和租界巡捕房有了自己的耳目。繼幫助中央特科除掉叛徒戴冰石、白鑫後，特科通過鮑君甫又挖出了好幾個出賣黨組織的叛徒。一時間，鮑君甫成了黨內叛徒的克星。
有時候，根本用不著特科的紅隊動手，隻須鮑君甫借用國民黨之手就可以除掉某些叛徒。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白雲觀偵緝隊拘留所內，有一名在押犯人剛剛抓進來幾天，突然在牢房內大聲嚷嚷，聲稱要見大頭子，有重要事情要講。
這人是警備司令部的偵探從一家旅館逮捕的。其實，偵緝隊對他的身份一時還不清楚，隻是認為他有共產黨嫌疑就把他抓來了，現在突然聽他這樣一嚷，覺得這個人非同尋常，於是馬上報告給警備司令部。
第二天，這人被提出牢房，帶到一間辦公室內。一位西裝革履戴著墨鏡的人已經坐在那裏了。“你不是要見大頭子嗎？”看守對犯人說，“這位長官就是，現在你有話就向他講吧！”這位從警備司令部來的“大頭子”正是鮑君甫，他是受警備司令部委托來處理這個案子的。
犯人立刻將自己的身份和盤托出。原來，這人是中國共產黨山東省委負責人，是來上海開會的。但除了他自己的經曆和身份之外，再三追問，他也說不出更多的情況了。“看來不讓你吃點苦頭，你是不想說實話！”鮑君甫把臉一沉，吩咐對他大刑侍候。他想用此手法逼供，弄清這個叛徒究竟知道多少情況。
叛徒被打得血肉橫飛，發出殺豬般的慘叫，拚命喊冤求饒。看來他了解的情況確實不過如此了。當晚，鮑君甫將情況向陳賡作了彙報。第二次提審時，鮑君甫帶來了一位“專家”。這位“專家”其實是特科成員劉鼎，他是奉陳賡的指示專門去給叛徒拍照的。
劉鼎，四川南溪人，1903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去蘇聯學習。1929年從莫斯科回國，被安排在中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委仔細審察照片之後，證實此人確係山東省委書記，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軍事學習班學習過。鮑君甫又再次向他逼問口供，仍然問不出什麼，然後告訴淞滬警備司令部說，此人是共產黨高級幹部，但利用價值不大。警備司令部見這個叛徒既然留著無用，幹脆就將他槍斃了事。
1930年春天，鮑君甫發現中共軍隊中一個叫史書元的軍官投敵。這個史書元是湖南醴陵人，黃埔一期六隊學生。鮑君甫發現他正利用上海“一品香”飯店作掩護，直接找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密報中共機關事情。鮑君甫將此事緊急告知陳賡，請他進行處理。陳賡報準中共特委後，命令中央特科二科、三科人員全體出動包圍“一品香”，並親自到現場指揮。特科成員劉鼎作為鮑君甫的專家，隨鮑君甫進入飯店參加宴會，以偵察、監視史書元的行動。特科劉大漢則以記者身份進入飯店探訪。史書元非常狡猾，一看苗頭不對，迅即逃離現場，反而使“劉記者”及特科行動人員因形跡可疑被捕，後來無證據才釋放，雖然殺掉史書元，但中共地下組織做了充分的預防。
1930年4月，叛徒黃第洪陰謀暗害周恩來，關鍵時刻又是鮑君甫果敢出手，使之化險為夷。黃第洪是黃埔軍校一期生，與周恩來有師生關係，北伐時參加了共產黨。黃第洪從蘇聯回國後，說是共產國際指示他回國去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審慎的周恩來沒有立即答應，叫他熟悉一下國內情況再說。
若幹天之後，黃第洪要求麵見周恩來，地點約在先施公司對麵的郵政局。周恩來出於工作考慮，決定去見麵。周恩來化好了妝正裝備出去見麵，卻被陳賡阻止。
陳賡說：“這樣吧，我先派幾個人去先施公司旁的郵局附近偵察一下，如果附近情況正常，我再帶黃第洪到別處與你會麵。”
過了一會兒，派出去偵察的人回話說，先施公司附近情況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變化。周恩來聽後，還是決定去，但陳賡還是不讓他去。就在兩人進一步商討之際，鮑君甫的保鏢連德生送來了一封急信。
周恩來打開信封一看，著實讓他吃了一驚，原來是黃第洪寫給蔣介石的一封效忠的抄件。信中說：“自己永遠是校長的學生和忠實信徒，雖然一時糊塗和共產黨有聯係，還去了蘇聯，現在決心將功補過，效忠黨國。我已與周恩來單線聯係，可協助抓捕……”
原來，蔣介石看到黃第洪的效忠信，既高興又特別重視，立即批轉給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說此人對黨國一舉摧毀共匪首腦機關大有用處，命調查科從速處理之。徐恩曾又將信批給鮑君甫。鮑君甫一見，感到事情非同小可，時間緊迫，當即將黃第洪的信以及蔣、徐的批示抄了一份，讓連德生送給陳賡。
事情真相大白。周恩來與陳賡商量對策後，周恩來一麵拖延下次見麵時間，穩住黃第洪；一麵增加特科偵緝人員，全程監控黃第洪的活動規律。然而，十分警覺的黃第洪更換了住址，行蹤也更詭秘。但是，他的新住址還是被特科人員發現了。經鮑君甫布置安排，監控守候，終於在一個灰暗的傍晚發現他回來了。中共特科人員敲開黃的大門，手持鮑君甫的名片對他說：“我們是楊登瀛辦事處的，楊先生對你很重視，請你去一趟。”黃第洪果然不疑，跟著兩位特科成員上了黃包車。來到一個僻靜處，兩位特科成員不聲不響就把這個叛徒給幹掉了。
1930年上半年，陳賡通知鮑君甫，我黨有兩個地下機關被暴露，巡捕房及華界當局準備去抄查，如果特務機關一動手，我黨將會遭受重大損失，鮑君甫接受任務後，立即將東西轉移，使巡捕房搜查時撲了空。在上海北火車站華界曾有一個雙開間的門麵房屋，是我黨的宣傳機關，但被叛徒出賣。陳賡事先將宣傳品、旗幟和一些衣物用具全部拿走，然後由鮑君甫向敵方打電話，上海市警察局、巡捕房在鮑君甫的帶領下進行搜查，結果隻搜到一些用處不大的宣傳品帶到上海市警察局，局長袁良非常高興，當場嘉獎鮑君甫。
1931年初，化名“李士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同時被公共租界巡捕搜去了一箱文件，其中有不少中共機密文件。黨組織知道後，立即指示陳賡動用一切關係設法營救，並要求將這些文件拿回來。此刻的蘭普遜，正在為這一箱文件犯愁。他不識中文，又不便將這些文件拿給外人看，於是又想到了鮑君甫。陳賡獲悉這一信息，當即讓鮑君甫將劉鼎介紹給蘭普遜，劉鼎精通英文，他拿起一遝遝文件用流利的英文對蘭普遜說：“這不過是一個學者的手稿。”蘭普遜大失所望，劉鼎趁機將最機密的幾頁紙偷偷藏進自己的口袋，以後又堂而皇之地拿了一疊“手稿”說是帶回家去鑒定，第二天又把這疊文件換下將另一疊稿子帶了去。接著，黨組織又積極去活動，動用關係去保釋關向應。
經過研究，組織上決定通過老共產黨員黃慕蘭，請大律師陳誌皋出麵，將關向應保出來。
黃慕蘭出身名門，在武漢時期，黃慕蘭結識了《民國日報》總編輯、國民黨市黨部宣傳部長的共產黨員宛希儼，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黃慕蘭與宛希儼於1927年“三八婦女節”登報結婚。國共分裂後，黃慕蘭開始轉為地下，去江西南昌當了中共地下交通員。不久，她生了個兒子。兒子生出來剛三天，黃慕蘭還在醫院裏，丈夫就上山打遊擊了。後來，宛希儼在贛南領導暴動時犧牲，於是她把兒子送到男方家，自己前往上海。在那裏，她遇到了新任的中央委員賀昌，經周恩來批準，兩人正式同居結婚。193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自首。黃慕蘭第一個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傳給了周恩來，周恩來等人才幸免於難。後來賀昌調往中央蘇區，黃慕蘭則繼續留在上海繼續從事秘密工作。
陳誌皋是個律師，當時在上海的名氣較大。黃慕蘭找到他，請他出麵保釋“李士珍”，陳誌皋照辦了，這對關向應後來獲釋起了一定作用。而此時，黃慕蘭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惱，她的工作對象陳誌皋，對她展開了瘋狂追求。於是，她向組織彙報了此事，並請求去蘇區與丈夫會合。黨組織很快否定了她的請求，並告訴她：“你的工作崗位在上海，你和陳誌皋結合，更加有利於掩護身份，合乎工作需要，這件事組織會向中央證明是服從工作的需要，相信賀昌不會埋怨你的。”為了黨的事業，黃慕蘭最終犧牲了自己的幸福和愛情，和陳誌皋結了婚。因為沒有感情，加上陳有外遇，他們後來還是離了婚。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