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杜石公的話中，李長亨斷定周俊烈沒有叛變。周俊烈是有著豐富秘密鬥爭經驗的老同誌，他始終裝傻充愣，騙得審訊他的特務法官也相信他早已脫離了共產黨。對自己的同誌，一定要想方設法營救！李長亨決定借杜石公的手，達到放人目的。
這個杜石公，也是共產黨的叛徒。他投降國民黨後，在特務機關根本不受重視，因此心裏很鬱悶。有一次開大會，他被“省特會”主任秘書鄭錫麟罵得當場氣昏在地。李長亨扶起杜石公，還當眾回擊了鄭錫麟，為杜石公出了氣。因此，他對李長亨十分敬重。周俊烈被捕沒幾天，李長亨請杜石公上牛肉館吃飯，趁機對他說：“杜胡子，你要放聰明點，你關這麼多無頭案的人做啥子嘛，這些人囚糧吃多了，上麵撈不到油水會不高興的，你的飯碗說不定都難保！”已經混到少將軍銜的杜石公當然舍不得丟飯碗，一時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冷靜下來後，杜石公覺得李長亨這話是為他好，趕忙問該怎麼辦？李長亨教他：“你不如幹脆寫個簽呈，就說這批人關了好久了，都是些無頭案死老虎沒啥審頭，列個名單報請主任秘書批示放了算了。”杜石公果然照辦，將擬放人員名單擬好後讓李長亨過目，上麵說有周俊烈的名字。徐恩曾秘書大筆一揮，批準了這事。周俊烈被釋放後，李長亨迅速安排他離開了成都。
“成都行動” 生死營救
1947年初，國共關係已十分緊張，內戰一觸即發。在這當口，四川“省特會”鄰水縣分會上報到“省特會”一份材料，說重慶中共《新華日報》總編輯熊複回到鄰水活動，請求批準將其逮捕。一組內勤特務在擬稿時問李長亨“怎麼批複”。李長亨板著臉對他們說：“熊複是中共公開機關的負責人，不能輕舉妄動，以免引起麻煩。告訴他們密切注視熊的活動情況及時報來就是了，未經‘省特會’批準，不準他們隨便抓人。”李長亨很快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陳國瑞，組織上通知熊複馬上離開鄰水，回到重慶化龍橋《新華日報》內。
這年3月初，國共和談徹底破裂。李長亨目睹黨內身份公開的同誌一個個離開成都，返回延安。他多想和他們一起走啊，可是使命在身，他隻有繼續堅守在情報戰線這個特殊崗位上。
同年5月，重慶和成都兩地國民黨當局，為了配合其軍隊對中原解放區的大舉進攻，發動全麵內戰，決定6月1日在成渝兩地同時開始抓捕行動。其中的“成都行動”，是根據國民黨中央會報通知，由“省特會”負責組織和策劃的。這是對中共和進步勢力的突然襲擊，是國統區又一次大規模反共的法西斯獨裁恐怖活動。
在抓捕行動之前，國民黨“省特會”按慣例要開三種會議商討逮捕名單：甲種是黨、政、軍頭目的彙報；乙種是特務頭子的彙報；丙種是特務機關搞黨派工作的科組長彙報。從參加者與主持者上，可以看出其會議級別是不同的。
丙級會議由“省特會”一組負責召集。而一組組長孫雲峰從不去“省特會”辦公，一組工作實際由李長亨這個主任幹事在主持。在最低級別的丙級會議上，各特務機關紛紛提出抓人名單，李長亨見名單人數太多，好些地下黨同誌和民主進步勢力的朋友都在其中。就對特務頭目們說：“上峰的行動計劃必須執行，但我們要吸取以往的教訓，一下了把什麼人都抓起來，抓多了也不好辦喲！”於是，他想出一個在數學上叫做“提公因數”的法則，便規定有半數以上的機關提出的人名才列入擬捕名單，不足半數的就放在一邊不作為這次行動的對象。特務們覺得這個辦法好，紛紛表示讚成。
就這樣，在丙級會議上，就去掉了秘密黨員王文鼎和一批與共產黨來往密切的進步民主人士。最後李長亨在審核名單時，憑借職權又以材料不足或內容重複為由去掉了幾個進步青年。這樣搞下來，李長亨從情報名單上直接“抹掉”了一半自己同誌的名字。當晚，李長亨馬上把這份名單抄送給了陳國瑞，其中包括敵特要抓的需要緊急轉移的人和被他“抹掉”要注意隱蔽的人。
在級別更高些的乙級彙報會上，李長亨發現特務要抓的名單中，有一些黨內高級領導的名字，如川康特委組織部長王煜、川康特委宣傳部長賈唯英，還有秘密黨員、民盟四川支部秘書長田一平等人，也在其抓捕名單中。這些人的名字無論怎樣也無法去掉，因為幾個特務機關都堅持非要抓這幾個人不可。情急之下，李長亨又把乙級會議上定的抓人名單連夜送給了陳國瑞，並把抓人戒嚴時的口令也告訴了他。
山雨欲來風滿樓。在國民黨特務準備實施大抓捕的“成都行動”之時，整個成都地區已經處於戒嚴狀態。李長亨在幾次會議上三番五次地“抹掉”共產黨嫌疑人員名單，一而再地給地下黨傳送機密情報，是冒著重大危險去做的。一旦身份暴露，他便隻有“犧牲”這一個結局。盡管非常危險，李長亨依舊在不斷想方設法營救自己的同誌。
甲級彙報會是這次“成都行動”特務機關召開的最高級別的會議，由四川省政府主席鄧錫侯主持。李長亨作為“省特會”一組的主任幹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但在參加這種由上級特務機關召開的特務頭目秘密會議時，他發現自己無論如何“抹不掉”一些黨內同誌的名字。於是他記下這些名字，冒死在6月1日前夕聯係了接頭人，把最後由鄧錫侯圈定的名單又告訴了陳國瑞。
由於及時通報了這一重大情報，使得一大批黨內領導得以轉移。陳國瑞盡快通知了列入逮捕名單中的中共黨員和民主進步人士，使成都及川康地區的中共黨組織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損失，保存了革命力量。如川康特委負責人王宇光和賈唯英，就是通過李長亨的情報及時離開成都而免遭國民黨逮捕的。
此後，李長亨還設法保護了民盟骨幹、中共秘密黨員、成都協進中學校長肖華清，保護了中共川康黨組織準備培養發展的對象、成都光華大學進步青年學生白玉芳以及川康特委的工作關係陳光明、中央軍校進步青年學生黃琪麟（1949年駕機投奔解放區）等人。
在潛伏特務機關的十年中，李長亨不但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還營救了成百上千名共產黨員的生命，挽救了許多地區的黨組織。作為中共的紅岩特工，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特殊的作用。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5卷關於黎強的介紹中，有這樣的記載：董必武說，黎強一個人就相當於四川保衛局，保護了成百上千的中共黨員。
此後解放戰場上不斷傳來好消息，國民黨節節敗退，李長亨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盡管是孤軍奮戰在敵人龍潭虎穴中，黎明前他仍盡著自己最大的努力與才能保護著黨，保護著黨周圍的進步力量。他在進行著一場特殊的戰鬥。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日益發展，他心裏明白，這種在魔窟中孤軍奮戰的狀況不會太久了，他相信自己不久就會投身於黨的懷抱和同誌們中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