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工“高興得不得了!想不到解放後大學裏還有人唱昆曲”!就說,我有昆曲的新材料,你這麼喜歡,我給你看!就把他帶到書房一隻大木桶前,“木桶裏麵全是書”。路工特別拿出其中一本《真跡日錄》,鄭重其事地讓他看。老師一看,是昆山人張醜輯錄的,裏麵有抄自文征明手寫的魏良輔《南詞引正》。老師看到其中“惟昆山為正聲,乃唐玄宗時黃幡綽所傳”幾句,還有顧阿瑛和顧堅建立“昆山腔”等的記載,立刻拍案叫絕!說,隻知魏良輔有《曲律》,未聞有《南詞引正》,這樣,昆山腔的曆史不是往前推了二百年了麼?!便說,這個材料太重要了,這麼好的材料,為什麼不拿出去公布?路工說,看來你是個“識貨”的人,你在這裏抄吧,抄了你拿去發表!
就這樣,吳老師在路工的書房裏抄了一個半小時——盡管這已經是四十八年前的往事了,但老師說來還是掩飾不住異常的興奮和激動,眉飛色舞,笑逐顏開。
然而,老師並沒有按照路工的要求自己拿去發表(盡管,這是一個成名成家的絕好機會)。在這裏,老師表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他考慮的不是自己,他要讓他的老師錢南揚先生“恢複名譽”,有個出頭之日(錢先生在浙師時被打倒,不得翻身,陳中凡先生好不容易挖過來的,但是還沒有“名分”),就把抄錄的資料和有關信息給了錢先生,讓錢先生發表。錢先生為此“手舞足蹈”,大喜過望!
這樣,錢南揚就將這個發現在《戲劇報》公布了。這等於為錢先生恢複了名譽。
一個發現,改變了昆曲的曆史,將昆曲的產生年代往前推了兩百年。這就如在平靜的水麵扔了一顆炸彈,立刻在戲劇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黃幡綽是應該紀念的
吳老師做學問是非常嚴謹的,他親自抄錄了《南詞引正》,而後來錢南揚的《南詞引正校注》和路工後來所寫的《訪書見聞錄》,因為鉛字排版等原因,都出了點差錯,比如,路工將“惟昆山為正聲”錯作“惟昆曲為正聲”,等等。作為除路工外惟一看過原文的老師,覺得有責任加以校正,於是專門寫論文,做了校勘,並進一步深入研究——
張醜所抄乃“文征明真跡”,那麼,為什麼會有文征明這個“真跡”?老師說,文征明非常喜歡昆曲,可以“從早上一直聽到晚上”!所以他書寫這個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現在,載有《南詞引正》的《真跡日錄》,已於2002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路工藏本影印出版。大家都可以看到這一珍貴的史料。
關於黃幡綽,老師從魏良輔的《南詞引正》中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他說,到了21世紀,“我的膽子大了,”“黃幡綽還是可以說的。當然也不要說過頭,不要說昆曲在唐朝就有了。但是可以追溯到黃幡綽。魏良輔說得很清楚了,是黃幡綽‘所傳’。黃幡綽是唐明皇梨園中的‘明星’,大名人,‘安史之亂’以後他跑到民間,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和老百姓一起演出,宋朝就有《吳中紀聞》和《玉峰記》講到這個事了,是唱傀儡戲,有記載的,老百姓都喜歡……”
我說,是不是可以簡單地畫一個流傳的大致線路——黃幡綽原來是宮廷樂師,高高在上的(陽春白雪),因為戰亂這個特殊的曆史背景,他流落到民間,到了昆山正儀(今屬巴城)傀儡湖一帶,他和老百姓(下裏巴人)結合,雅與俗結合,南曲與北曲結合,漸漸就有了“新聲”,再後來,又被文人雅士提煉改造,成為更高更雅的昆山腔——之後又發展提升為昆曲,最後流轉又回到了“宮廷”(陽春白雪)……
老師說,可以這麼說。黃幡綽最早是在民間開展“文娛活動”,到了元朝末年,顧堅、楊維楨、倪瓚等人在顧阿瑛的玉山草堂,一起研習昆山腔,提高,提升,雅了——
這是昆曲的來龍去脈,昆曲的源頭……
就昆曲源頭這個專題,想請老師寫篇論文。
老師答應了。
就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有人稱說發現了顧堅的“重大資料”,還說顧堅是昆曲的“鼻祖”。
這則新聞在昆曲界尤其是蘇州,掀起了不小的波瀾。
後來老師說,他看到了那個“發現”的消息,但沒有看到原始資料,尤其是佐證資料,比如說,有一張圖,說是畫的顧堅,可是,誰畫的?什麼年代畫的?沒有邊款,沒有印章,怎麼就好確定是顧堅呢?
是或不是,都要憑證據說話。
這期間,老師就我約寫的文章,不斷查閱資料,同時對上麵所說的“重大發現”的關鍵材料一一核對,尋找相關的當事人,比如,日本國立圖書館等,到頭來,所有來龍去脈弄清楚,所謂“重大發現”,其實是藏頭掐尾的斷章取義……
老師在《文學遺產》2012年第一期上發表了論文,就玉山雅集對昆山腔形成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做了詳實的論證,同時,對上述所謂“重大發現”也做了有理有據的批評:“發現”無來曆,“證據”不靠譜——即便此時,可以說真相已經大白,但老師依然“期待”,隻要拿出證據……
此外,還有一個故事——
老師寫了《二十世紀昆劇研究》一書,寫了,卻不全部出版。為什麼?涉及到昆曲界的各種亂象啊,寫是寫了,卻不能發,隻能留一半塵封在書櫃,所以就出版了《二十世紀前半段昆劇研究》,從1900年起到1949年止。
要說,就說真話。
不能如實說,寧可不說。
這就是學者的風格與風骨。
這就是文化人的道德和良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