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請教過好幾位專家和學者：“從純專業的角度看，當今中國，誰對昆曲最有發言權？”
異口同聲，非常明確：吳新雷。
中國戲曲學院教授謝柏梁說：“沒有人比吳先生更了解昆曲了。”《中國昆劇大辭典》
1991年，南京大學中文係俞為民教授拍攝《戲曲百花園中的幽蘭——昆曲》，聘請吳新雷為顧問。吳新雷、俞為民、顧聆森三人到昆山拍攝實地資料。其間，顧聆森提出，要吳新雷主編一本《中國昆劇大辭典》。吳新雷一聽，就如慣常那樣一笑，沒答應。他清楚，這樣的“工程”不僅麵廣量大，而且沒人沒錢沒出版社，要做起來，太難了！
偏偏顧聆森和俞為民卻一再激勵，把吳新雷放在爐子上“烤”：到了現在這個地步，昆曲出辭典已經是勢在必然了，你不帶頭誰還敢做？
到後來，吳新雷拗不過，同意了。
於是，三位“夫子”握手為盟，決定編撰一本《中國昆劇大辭典》。
為此，吳新雷去找南京大學出版社，說了這個打算。
出版社說，可以考慮，但是要看質量。
這是個中性的表態，可進可退怎麼都可以的表態。
吳新雷說，能不能先給一點經費？
沒沒沒！
吳新雷又動腦筋，想通過社科院渠道申請經費，結果是：上麵下達的“指導性”名單中，根本就沒有昆曲的影子！
又想通過文化係統申報，回答是：僧多粥少，自身難保……
如今，這些申報表還存放在吳新雷的案頭，每每見到，不免傷感。
騎虎難下。退也沒處退，因為已經約了好多人了，怎麼能說變就變呢？
逼上梁山，硬著頭皮做。編撰中要牽涉一百多人，最難的是演員，要提供許多資料照片啊。好在吳新雷1956年開始就跟他們打交道了，所以還都給他麵子，要的資料都盡可能提供。
這一下就耗費了六年工夫！
1997年，書稿差不多就完成了。
交給出版社，說要看看質量。
一“看”就是整整四年。
這四年，吳新雷不拋棄不放棄，正好利用這個時間進一步加工補充。
2001年，昆曲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機會來了，吳新雷趕緊去找出版社。
說，錢的問題沒落實……
等啊，又等了一年，2002年，南京大學百年校慶，要獻禮，要有分量的學術價值過硬的成果拿出來獻禮，研究來研究去，覺得還是這本昆劇大辭典最有價值，最過硬。
這才出版。
整整十年。
三百萬字，吳新雷校對了七遍！
這樣一本煌煌巨著，沒有“帽子”，就是說，沒有掛上一串官員的名字……
以“民間”之力、之心，編撰一本三百多萬字的“大辭典”，這在中國，恐怕是不多見的！
還有一個小小的“花邊故事”——
台灣學者在官方資金支撐下，從1992年開始，前後十年，編了一本《昆曲辭典》。聽說大陸的《中國昆劇大辭典》5月出版，就提前召開《昆曲辭典》的新聞發布會。
台灣的稿費是千字十美元，在當時，相當於八十多元人民幣，而《中國昆劇大辭典》的稿費是千字三十元。
匡亞明曾是惟一的聽眾
吳新雷老師還曾經為匡亞明校長唱過昆曲——
那是1975年，“文革”接近尾聲，“下放”在中文係“勞動改造”的匡亞明雖然還沒有“解放”，但已經比較自由了，也正因為這個特殊的曆史背景，他和中文係的老師都熟悉了。
一天他問吳新雷，你是做什麼學問的啊？
吳新雷說，我研究戲曲，主要是昆曲。
匡亞明一聽眼睛就亮了，啊呀！我怎麼不知道啊。早在蘇州第一師範讀書時，我就聽吳梅講演了；20年代在蘇州樂益中學做語文老師的時候，適逢傳習所的藝人登台，我看了好幾次呢。
吳老師一聽，恍然大悟：樂益中學是昆曲的“大本營”啊！校長張翼牖酷愛昆曲，特請曲師為子女拍曲，張家四姐妹不僅都是著名的曲友，而且不遺餘力，畢生為昆曲事業奔走……
既然這樣，匡亞明校長喜歡昆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台灣“中國文化學院”張其昀院長倡辦“中華昆曲研究所”，舉辦昆曲欣賞晚會，1980年更召集各大專院校昆曲社團，參與台北市戲劇節。
而大陸的大學校長匡亞明，不僅沒有也不敢舉辦類似活動，就連他喜歡昆曲的事，全校也幾乎沒有一個人知道！
這是大陸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因為政治的原因，往往喜歡的卻不敢說，必要時還會“口誅筆伐”。革命先驅瞿秋白，為了宣傳“普羅文學”，就曾經發表名為《亂彈》的文章，將昆曲批判得一文不值，而偏偏瞿秋白是非常喜歡和懂得昆曲的！所以，南京大學竟然無一人知道校長匡亞明鍾情昆曲，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昆曲是“封資修”的東西，校長是不會公開自己愛好的啊。
可是現在，因為昆曲，校長和老師有了共同語言。
忽一日，匡亞明悄聲問，你會不會唱（昆曲）啊？
老師說，會幾句。
能不能唱我聽聽？
“匡校長要我唱，哪能不唱？不過，隻能悄悄地唱，不敢大聲，怕別人知道了會找麻煩。”
就小聲地唱吧。有時候，還到匡亞明家裏去唱給他聽。
美麗的聲音，久別重逢，還在落難之中的校長露出也許是“文革”以來最早也最燦爛的笑容，那種怡然凝神的情狀，至今深深刻印在吳新雷老師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