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聽不見對方的聲音，但是我相信，誰都知道對方在說什麼！
其實，聽不見聲音的何止他們自己？！
聽見了也未必就能聽懂，這才是最為悲哀的。
2008年10月2日，與蘇州大學朱棟霖教授約好，一起采訪倪傳鉞。
早上四點鍾就醒了，再也睡不著。
傳字輩老人僅存兩個，他們是昆曲的“活化石”。
車如流水。節日的火車站，潮起潮落，為了留下影像資料，我還特意請了昆山電視台的錢高炎，他扛著攝像機，和我一起從火車站潮水般的人流中穿過，找到了“一號線”。十一個站，地鐵車廂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擠軋！車廂裏空調雖然使勁地吹送冷氣，可是“人肉罐頭”實在太擁擠，一會兒我就汗流浹背！
出站幾步就是石龍路，振南花園也是移步即至。朱教授已經先一步到了。我們一起上樓。
非常陽光的房間。倪傳鉞的兒子倪大乾招呼我們後，就去隔壁書房告訴老人，請他出來——
書房很小，不過六七個平方，好在除了座椅和寫字台、一個小書架之外，就全是盛得滿滿的陽光，還有就是我們采訪的對象，一百零一歲的世紀老人。
沒有笛聲，也無須度曲，老人緩緩起身，顫巍巍移步，移步而不換形，即使蹣蹣跚跚，卻是慈眉善目，走過陽光也走過風雨，走過整整一個世紀，走到了我們麵前。
一頭稀疏的銀發，顯眼的長壽眉，膚色出奇地白，白得高潔，淡雅，就如昆曲的品質。他的背後是粉色的白牆，牆上惟一的裝點是一幅字，去年老人百歲，上海戲劇學院贈送了一幅由著名書畫家戴敦邦題寫的字：“傳承千秋”。
“搶救性采訪”
百歲老人，必須進行“搶救性”采訪，目的是為了留下珍貴的資料，讓老人“口述曆史”留存下來。為了不至於浪費好不容易得來的采訪機會，朱教授事先擬定了一個詳細的提綱，整整八頁。我們事先商量，老人年事已高，不能連續“作戰”，一次隻能一個小時左右，每次集中一兩個問題，然後再做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采訪。
遞上名片。老人讓兒子拿來放大鏡，認真看後，說了句客氣的“久仰久仰”，就開始閱讀朱教授擬好的采訪提綱，他讀得很慢，說得更慢，而且，不少地方我們聽不清楚，隻能斷斷續續地揣摩、理解，隻是，他說的大致意思還是能明白的。
朱教授說，現在要了解的，藝術是怎樣具體傳給你的，比如沈月泉，如何教的，具體怎麼傳的。
老人說，時間很長，講起來很長，我耳朵不大好，骨質疏鬆，隻能蜻蜓點水……傳習所的一代，題目能大能小。全部介紹，要寫本書。1921年開始，到1938年，就散了。教我的老師，有長有短，一個年齡關係，一個有進出……最長的五年，最短的兩年。
朱教授問起沈月泉的情況。
老人說，教了四年。實習演出，到上海，他沒跟去，留在蘇州了，那邊學生多。
沈斌泉呢？
我們沒畢業他就過世了。傳字輩畢業到上海演出，他沒跟，就過世了。
口述曆史不可能了
說到這裏，老人戴了老光眼鏡再看朱教授準備的采訪提綱，然後說，有本書，《昆劇傳字輩》，蘇州桑毓喜寫的，花了幾年工夫，這本書寫出來不容易……也有偏差，不大完整，有的細節不符，不準確。我同他講了，他也承認，要重新再寫，不知道哪能了？這是去年的事。
盡管，朱教授反複說，湊近了甚至是貼住了老人的耳朵說，不一定全講，講得慢一點。可是，畢竟是一百零一歲的老人了，盡管頭腦還很清楚，但是說話非常吃力，聽起來也比較費勁，就是說，我們原先所期望的“搶救性采訪”，是不可能按計劃完成了。
但是，我們畢竟是見到了老人，見到了傳字輩的“活化石”，尤其是，他對於曆史的認真和執著，對於昆曲傳習所做出的極大貢獻，我們可以說是感同身受了。
最後，朱教授說，蘇州長遠沒去了？
老人沒聽見，他的兒子大乾說，娘的墳在蘇州，以前每年都去的。後來蘇州開會，也去了，聯合國非物質遺產會議，去的，是最後一次。昆山也去的。以後，啥地方也不讓他去了。
還唱麼？
2002年蘇州曲會，還唱的。後麵一次（2004年），上海小劇場，也演出的。再後來也唱，耳朵聽不出了，唱的和音樂不一樣了。
大乾還說，1937年抗戰開始，傳習所就不演出了。主要是教學生，還有曲友，也教。解放後在公司，重慶，做絲綢業務。50年代在上海戲校，一直到現在。
老人的兒子有話要說
大乾說，父親講的比較客觀。現在關於傳習所的文章，大同小異，也有小同大異的。有的把剪報寄來，他看看，不是這麼回事！我對父親說，你也不要多講，人家是人家的回憶，回憶很難完全一樣，讓研究曆史的人去翻故紙堆吧。1981年蘇州紀念傳習所成立六十周年，當時沒人做這個事情，沒有把大家召集一起，互相啟發，那樣共同回憶就最好了，權威了。可惜沒有做。
關於昆曲，大乾認為，如果沒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昆曲列為世界非物質遺產保護，還會和過去一樣，“慢慢淌到哪裏是哪裏”。
朱教授說，我們想保留點資料，過去也有，那都是訪問後通過第三人稱的口氣敘述的，現在要口述曆史，就是第一人稱的口氣，完全的記錄，還保存錄音，錄像。
倪大乾說，你們想問的問題，中央電視台拍了幾天。他們也是這個意思，搶救。內容比較多。2006年拍的，大熱天，拍了幾個小時。當時父親身體還可以，耳朵也比較靈。你問的問題，那裏有的。你們有熟人，可以問他們要。
又說，他們拍好了，屁股一拍，走了。打電話去，就說忙啊！拷貝不給我！阿拉要求，給阿拉一個盤……結果（很多人采訪）隻有一個給我！采訪了就走了，電話也不好打……打通了也要不到。阿末（最後）一次，又要采訪，我就拒絕了。
大千世界百歲老人
一個多小時的采訪，使我們感受到了世紀老人的輝煌人生。告別時，老人遲遲站著，目送我們。他的兒媳婦說，老人身上的器官都不行了，現在就靠他兒子照應，昨天還小便不行。看病也隻是作為普通病人一樣。曾經有副市長說話，看病要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待遇，說了批了，就是辦不了——也難怪，上海是“大”上海，上海的大知識分子太多，這個“口子”難開啊……
不過，即便這樣，昨天一個晚輩結婚，他照樣趕去參加婚禮，下午兩點出門，晚上九點才回到家！
聽此言，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百零一歲的老人，出門七個小時，第二天又如約接受我們的采訪！
一個奇跡。
昆曲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中午，我和錢高炎在火車站的“肯德基”午餐。一個排隊付賬取餐，一個排隊等座位。當我們好不容易坐下來用餐時，我就想，在這茫茫人海，大千世界，有誰還知道，一位一百零一的昆曲老人，正在他的座椅上回眸1921年昆劇傳習所成立那天的情景呢？
先生為我題寫書名
一個月以後，當我確定自己一本書的書名為《昆曲之路》的時候，就想要請老人來題寫書名。這個意願能否完成，自己一點把握也沒有。隻是想，看我的緣分或者是福分了。
後來知道，大乾對此事非常盡心，他很快將我的意思轉告了老人，但由於身體狀況的原因，一時沒有動筆，為此還特地寫了郵件發過來說，等老人身體好些時再寫。再過不多幾天，寫好就傳來了。
字寫得非常文雅，就如昆曲。
想象一下，老人在題寫“昆曲之路”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老人的“昆曲之路”走了一百年了，我們的“昆曲之路”又能走多遠呢？
12月12日，我專程趕往老人家裏麵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