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七八時左右，艾德禮先生應邀來見我。他和格林伍德先生一同到來。我告訴他，我已奉命組織政府，並問工黨是否願意參加。他說他們願意參加。我提議他們在政府中應占1/3以上的職位，在5或6人組成的戰時內閣中，應占兩個職位。我請艾德禮先生給我一張名單，以便我們能討論具體職務的安排。我提到了貝文先生、亞曆山大先生、莫裏森先生和多爾頓先生。他們出任高級的職務，實為當前形勢所急需。當然，我和艾德禮與格林伍德兩人在下院中久已相識。
在戰爭爆發前的10年間，我多少處於獨立地位，我與保守黨和聯合政府發生的衝突與摩擦，遠遠超過與處在反對黨地位的工黨與自由黨的衝突。這時，我們曾有一個短時間的愉快的談話，然後，他們就告辭，用電話通知他們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隨者。他們在前48個小時內，彼此之間曾保持著最密切的接觸。
我邀請張伯倫先生以樞密院大臣的職位領導下院，他在電話中答允接受，並告訴我已經做好安排，決定在當晚9時向全國廣播，宣布他已經辭職，同時，呼籲全國擁護和讚助他的繼任者。所有這些，他後來在廣播中，用非常豁達的措辭，都談到了。我邀請哈利法克斯勳爵參加戰時內閣，並連任外交大臣。大約在10時，我按照我所作的諾言，把五個人的名單呈交國王。陸、海、空軍三部大臣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事，關於這三部大臣的人選，我心中早已決定。艾登先生應該主管陸軍部；亞曆山大先生應主管海軍部；自由黨領袖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應主管空軍部。同時，我兼任國防部大臣的職務，但是對於國防部的範圍和職權，卻不打算加以規定。
這樣，在5月10日的晚上，在這場巨大戰鬥開始時，我取得了主持國政的大權。此後，在世界大戰的五年三個月中，我所持有的權力日益擴大，直至最後。
在這場政治危機的最後這些忙亂的日子裏，我始終沒有感到格外的興奮。我對事態的發展，全部加以接受。但是對於閱讀這篇真實記載的讀者們，我卻不能隱瞞：我大約在3時上床，強烈地感到自己如釋重負。我終於獲得指揮全局的大權了。我覺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運一同前進，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過是為這個時刻，為承擔這種考驗而進行的一種準備罷了。
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丘吉爾（塞西爾·比頓拍攝）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在政治上處於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擺脫了通常政黨之間的敵對情緒。我在過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頻繁又詳盡，並且現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誰也不能對我非難，誰都不能指責我發動戰爭，或對戰爭缺乏準備。我想我對戰爭的全局有很多的認識，自己深信不會遭到失敗。因此，雖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卻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夢中去追求安慰，因為事實比夢想要美妙得多。
5月13日周一，下院召開特別會議。我要求下院對新政府進行信任投票。在報告了充實各部人員的進展情況後，我說：“我沒有別的，我隻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貢獻給大家。”在我們的全部悠久的曆史中，沒有一位首相能夠向議會和人民提出這樣一個簡明而又得人心的綱領。
我在結束時說：
“你們問，我們的政策是什麼？
“我說，我們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給予我們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陸地上和空中進行戰爭；同一個在邪惡悲慘的人類罪惡史上還從來沒有見過的窮凶極惡的暴政進行戰爭。這就是我們的政策。
“你們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可以用一個詞來答複，勝利——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去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和艱難，也要去爭取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不能生存。
“大家都要認識到，沒有勝利就沒有英國的存在，就沒有英國所代表的一切，就沒有促使人類朝著目標前進的那種時代要求和動力。
“我滿懷興奮和希望，擔負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們不會讓我們的事業遭到失敗。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有權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說，‘起來，讓我們把力量聯合起來，共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