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情況下，利益受損的各國隻好展開以牙還牙的報複，一場規模空前的貿易戰就這樣開始了。加拿大首先宣布對占美國出口30％的商品征收關稅，德國和英國的宏觀關稅稅率由1930年的10%
左右上升至1932年25%的高位，而全球貿易整體的宏觀稅率也從10%左右上升到20%。一些國家紛紛效仿，國際貿易一時間幾乎停滯，其他國家或者轉向替代市場，或者發展替代的製造業，以取代從美國進口的商品。這場貿易戰，對後來的國際政治格局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加拿大開始尋求與英聯邦更加密切的經濟聯係；法國和英國上調對美國的關稅，對與美國的關係感到不安；德國則致力於打造聯盟，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係……
到了1931年，各國進口稅率已經比1929年提高了近100%，其中法國用200%的進口稅保護小麥，德國用300%的進口稅保護稞麥。關稅壁壘已經高得可怕了。
那麼，《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實施後又對美國產生了什麼影響呢？首先，美國國內經濟並沒有因此振興，通縮還在持續，失業率不但沒有得到拯救，反而還一路攀升；其次，美國商品進出口跌幅進一步擴大，而且因為其他國家的報複性關稅，出口跌得更多。美國經濟陷入長期的蕭條當中，事實證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隻是損人不利己。更為慘烈的是，這次貿易大戰摧毀了國與國之間本就脆弱的互信氛圍和合作機製，最終發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海上封鎖和潛艇戰，這些我們在後文還會提到。
世界性的報複關稅，使美國出現了商業衰退，美國選擇了飲鴆止渴，分別於1931年底和1932年初頒布了一批對進口工業品和農產品征收從10%到100%高額關稅的法令。這種高關稅政策，再次引起了歐洲國家普遍的效法，關稅貿易戰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數據顯示，1932年美國從歐洲進口總值僅3.9億美元，而1929年為13.34億美元；1932年，美國向歐洲出口總值為7.84億美元，而1929年高達23.41億美元。到了1934年，全球貿易總量縮水達60%以上，歐洲的德英法意等國其出口增長率從1930年開始均轉為負增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全麵大蕭條。
到了1933年初，美國的金融體製已陷於癱瘓，胡佛的個人形象糟糕得無以複加。1933年羅斯福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毫無疑問地勝出，美國貿易政策也因此出現了重大轉變。與胡佛不同，羅斯福清醒地認識到高關稅是導致國際貿易萎縮、全球經濟蕭條的重要原因，1934年，美國公布了《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案》。該法案對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進行了修訂，在一定程度上放開了美國企業進口，並且賦予總統協定關稅的權利。《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案》頒布之後，美國的平均應稅稅率和平均總體稅率開始逐步下降，貿易保護程度在世界範圍內才得到緩和，1934年至1945年，美國與其他國家完成了30多個雙邊貿易自由化協定談判，“貿易自由化會刺激經濟增長，低關稅能讓國家重回繁榮”成了當時的主流觀點。於是我們看到，1933年至19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從396億美元上升到568億美元，“（美國）此時此刻，工廠機器齊鳴，市場一片繁榮，銀行信用堅挺，車船滿載客貨往來奔馳……”
對於《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經濟學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它給當時脆弱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進一步導致了美國乃至歐洲的經濟蕭條。它給國際貿易帶來的震蕩，直到幾十年後才逐漸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