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有限公司：又稱有限責任公司。是指由兩個以上、五十個以下的股東共同出資，每個股東根絕其認繳的出資額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其債務承擔責任的經濟組織。——譯者注15無限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介於合夥和有限責任公司之間的一種公司形式。至少一名參與者負有無限的責任，而其他人則按照其投資的份額來承擔一定的責任。——原注16投機倒把：指利用時機，用違法手段擾亂市場，牟取暴利。——譯者注17附屬國：是指在名義上擁有主權，但在外交、經濟和軍事等方麵都要依附帝國主義強國並受其控製的國家。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帝國主義國家在占有很多殖民地的同時，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往往會讓一些落後國家在政治上、形式上維持獨立，但在金融、外交上從屬於自己。——譯者注18特許經營權：有權利當局授予個人或法人實體的一項特權。特許人與受許人合作，給予受許人經營訣竅和培訓，受許人的經營是在特許人所有和控製下進行的，受許人擁有和特許人共同標記、經營模式，受許人從自己的資源中對其業務進行投資。——譯者注19采邑：封建領主擁有的莊園，常常用圍牆圍上，範圍包括領主住所和周圍的村舍。——譯者注20遠東：是一個以歐洲為中心來界定的地理概念。把東南歐、非洲東北地區定義為“近東”，西亞附近定義為“中東”，而更遠為“遠東”。——譯者注21這種區別當然不能用那種絕對的方式設想。在地中海和東方古代時期的一些地區，甚至中國和印度的政治取向中的資本主義(尤其是以農作方式為主的一切稅利)曾產生過理性的、持續的企業，其記賬方式——遺憾地說我們隻能從一些斷篇殘章中了解到一小部分——但是卻也具有理性的性質。而且，在現代銀行的發展過程中，帶有政治取向的資本主義冒險家一直與理性的資產階級密切聯係。這些銀行，包括大英銀行，基本上都興起於具有政治性質的，尤其是與戰爭有關的交易。——原注22關於奴隸勞動力的無能性，尤其是在核算方麵的無能性，韋伯進行了一番討論。可見其論文《古代農業情況》，收錄在《社會——經濟通史》一卷裏。——原注23自由貿易理論（Free Trade Theory）：由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創造，核心就是參與貿易的雙方都能獲得貿易利益。自由貿易理論一直是國際貿易的核心理論。——譯者注24卡特爾（cartel）：卡特爾是一種壟斷組織形式。生產或銷售某一同類商品的企業，為了壟斷市場，獲得高額利潤，在商品價格、產量和銷售等方麵訂立協定形成同盟。參與同盟的成員在生產、商業和法律上仍然保持獨立性。——譯者注25消費者組織：也稱為消費者保護團體，是依法成立的對商品和服務實施社會監督，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社會團體的總稱。——譯者注26佃農：指封建地主製經濟下租種地主土地的農民。在中國的不同時期，佃農又被稱為田客、佃客、莊戶、地客、佃戶等。在西歐封建時期也有佃農稱呼，指的是封建領主製經濟下承租份地的農民。——譯者注
27此處是對整個《宗教社會學論集》而言，並非僅僅指這裏所翻譯的一篇。——原注28閃米特：一個古老的民族名稱，又稱閃族。據《舊約全書·創世紀》中記載，該族人是挪亞長子閃的後裔。起源於阿拉伯半島的遊牧人民，生活在中東，北非得大部分居民，比如，阿拉伯人，猶太人都屬於閃族人。——譯者注
29我對希伯來語的了解少之又少。——原注30我似乎沒有指出的必要，因為這一點並不適用於類似卡爾·亞斯伯那樣的嚐試(見其著作《世界觀的心理學》)，而且也不適用於克拉格斯的《性格學》，甚至從出發點就對我們無用。當然這裏沒有必要對它們進行批評。——原注
31對於這種東西，韋伯曾經寫過的一部大作《經濟與社會》中論述了“宗教社會學”這一節。他不僅沒有完成這部作品，而且沒有真正令人滿意的彌補這一缺陷。——原注32許多年前，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專家向我說過同樣的這個觀點。——原注33在圍繞本論文而積累起的浩如煙海的文獻裏，我所能列舉的僅僅是幾種最具體的批評：(1)F．拉舍法爾：《加爾文主義和資本主義》，“國際科學、藝術、技術周刊(1909)”，第39—43期。我答複的文章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反批評》，“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檔案(圖賓根)”，XXXI。1910。對此，拉舍法爾也做了回答：《再論加爾文主義和資本主義》，1910，“國際周刊”，第22—25期。我做出的最後答複是：《最後的反批評》，“檔案”，XXXI。在這本書中，我並沒有收入同拉舍法爾沒什麼好處的論戰中的材料，隻是以我的反批評為依據增訂了幾條補充性的參考材料，並且試圖通過增加新的段落和腳注來防止未來或許會出現的誤解。(2)W．索姆巴特的《資產階級》(慕尼黑和萊比錫，1913。英譯本標題為《資本主義的精華》，倫敦，1915)。(3)最後還有盧卓·布倫塔諾的慕尼黑演講，題為《資本主義的發端》，附錄Ⅱ，發表於1916年。後兩位作家進行了一場與我的爭論還要劇烈的爭論。布倫塔諾對索姆巴特所著的《猶太人和經濟生活》一書的批評，在我看來雖然有一些可取之處，但是即使避開布倫塔諾不提，似乎也不能理解猶太人問題的真正實質，這也十分有失公平(本文中並沒有提到猶太人問題，以後論述《宗教社會學》一書的後半部時再進一步討論)。——原注34雖然例外的情況不會經常發生，但是我們卻可以用下麵的事實來解釋：對於一支工業勞動大軍的宗教傾向來說，首先，它自然與該工業所在地的宗教傾向相一致，其次才與他們家鄉的宗教傾向相符。
這樣一種情況常可以改變某些與宗教信仰的統計數字有關的第一印象。例如，有關萊茵各省的數字。此外，如果希望數字具有結論性，那麼則必需其中的各個行業仔細分清。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那麼“企業主”這裏就會在同一段時間裏招收特大雇主和個體手工業師傅。特別是對已經發達到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來說，尤其對其中大批無技術的低層工人來說，宗教昔日的影響現在已經消失殆盡了。這一點後麵還會提到。——原注
35我有一位學生研究了巴登的宗教統計資料。到目前為止，這是我們在這方麵掌握的最完整的資料，可參見馬丁·奧芬巴赫的《宗教與階級》，“針對巴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經濟狀況的研究”(圖賓根和萊比錫，1901)，《巴登高校政治與經濟學論文集》。以下當作例證的事實或數字都屬於這一研究成果。——原注36天主教：又稱公教，是基督教的主要宗派之一，也是目前所有基督教的教會中最為龐大的教會。天主教會中羅馬天主教會最大。——譯者注37見舍爾的《展示天主教的進步原則》（維爾茨堡， 1897)第31頁和V．赫特林《天主教進步原則和科學》(弗賴堡，1899)第58頁。——原注38舉個例子，以下是1895年巴登就可征收資本利潤稅的資本統計；每1000名新教徒約征收954000馬克每1000名天主教徒約征收589000馬克從此得出，猶太人大大地超過了其他人，他們每千人就擁有四百多萬馬克。(具體細節可以參看奧芬巴赫的書，第21頁) ——原注39這裏可以就此與奧芬巴赫論著中的所有觀點進行對比。——原注40奧芬巴赫在其著作中，也就此提供了一些有關巴登的更為詳盡的證據。——原注41加爾文教派（Calvinists）：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1553年，加爾文在日內瓦進行宗教改革，其追隨者形成歸正宗各教會。該教強調聖經權威性，相信極端的預定說，崇拜禮儀，強調講道，注重教育牧師和信徒，重視信仰與社會生活的關係。17—18世紀，該教在歐美各國得到承認並廣泛傳播。現在它已經成為與路德宗和安立甘宗並稱新教三大主流派。——譯者注42清教（Puritanism）： 在歐洲宗教改革後期出現的一支新教教派，發起於英國。該教要求鏟除國教會中天主教的殘餘改革派。教義上主要受加爾文宗的影響。——譯者注43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蘇格蘭人，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散文家和曆史學家。——譯者注44巴登：位於德國西南部的施瓦本，是今天巴登-符騰堡州的一部分。——譯者注45巴伐利亞（德語：Freistaat Bayern）：也稱為拜恩、拜仁或巴燕，位於德國東南部，是德國麵積最大的聯邦州，首府是慕尼黑。——譯者注46匈牙利：即匈牙利共和國，位於歐洲中部，屬於內陸國家。首都為布達佩斯。該國自然資源品貧乏，主要產鋁。人們多以務農為生。——譯者注47 1895年巴登的人口構成情況如下：新教徒約37.0％；天主教徒約占 61.3％；猶太人僅占1.5％。然而，比進行義務教育的公費學校更高級的學校中，學生的成分情況如下：在高級文科中學裏，新教徒：43%；天主教徒：46%；猶太人：9.5%；在文科中學裏，新教徒：69%；天主教徒：31%；猶太人：9%；在理科中學裏，新教徒：52%；天主教徒：41%；猶太人：7%；在普通中學裏，新教徒：49%；天主教：40%；猶太人：11%；在高級私立中學裏，新教徒：51%；天主教徒：37%；猶太人：12%。
以上這種情形在普魯士、巴伐利亞、符騰堡、阿爾薩斯—洛林和匈牙利也同樣存在（見奧芬巴赫著中的數字，從16頁起)。——原注48見上一注釋中的數字。這些數字表明，天主教徒讀中學的人數通常小於本教信徒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注重培養神學人才的語法學校的人數也僅僅以百分之幾的比例略超出這一數字。這一點同後麵的討論有關。進一步注意的典型事例是：在匈牙利，改革派教會教民的中學入學率遠遠超過了新教徒的平均值。(見奧芬巴赫，第19頁注) ——原注49證明可參見奧芬巴赫，第54頁及其論著後麵的圖表。——原注50對於這一點，威廉·佩蒂勳爵在其著作中有十分出色地說明，我們後麵還會提到。——原注51胡格諾派：是16～17世紀在法國新教徒中形成的一個派別，是法國新教歸正宗的一種。該派反對國王專政，也因此長期遭到破壞，直到19世紀初才得到法國承認。——譯者注52教友派：又稱公誼會、貴格會，是基督教新教的一個派別。17世紀由喬治·福克斯創製。該派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和暴力，在美國廢奴運動中起著重要作用，其主張和平主義和宗教自由，要求任何人之間像兄弟一樣相待。該教也遭到英國政府和清教徒的迫害。——譯者注53新教徒僅僅以非地主的身份出現，這一事實正好解釋了佩蒂提及愛爾蘭情況的原因。假如他要提出下一步主張，那麼，他的這些主張必將是錯誤的；這一點會被蘇格蘭和愛爾蘭混血者的狀況證實。在愛爾蘭和在其他地區，新教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這種典型關係同樣存在。——原注54這其實並不否認末了的事實具有異常重要的意義。就像我將要在後麵證明的，盡管他們掌握著政治權力。這一事實對於其所有特征的發展，包括它參與經濟生活的方式，同樣至關重要，也就是說，眾多新教派別的規模還十分小，因此是極為一致的少數，當然除了日內瓦和新英格蘭以外，各地真正的加爾文教派都是這樣的。世界上所有宗教信徒遷移到別的國家(比如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國人、敘利亞人、腓尼基人、希臘人、倫巴人等)，他們無形中傳播的商業經驗和知識，可以說是一普遍現象，但與我們的問題沒有關係。——原注55奧芬巴赫，上引一書，第58頁。——原注56這裏指的是W.魏堤希的優秀論著《阿爾薩斯的德法文化》(“阿爾薩斯訐論畫刊”，1900，也分別發表過)中，針對德、法兩國不同宗教的典型特征，以及區別於阿爾薩斯民族之爭中的其他文化成分的關係，提出了極其精辟的見解。——原注57聖弗蘭西斯（公元1181或公元1182—1226年）：創立聖弗蘭西斯教團，公元1209年或1210年，尹諾森三世承認了這個新教團。聖弗蘭西斯主張清貧生活，要求他的信徒行乞為生，反對他的信徒占用房產或教會，除受人款待外不許有住所。——譯者注58皈依：依靠的意思，是佛教徒入門基礎，指借助三寶的力量保護自己或得到解脫。三寶指佛、法、僧。其中，佛是覺悟者，法是教義，僧是延續佛的慧命者。——譯者注59這必然隻能在所提到的地區，並且，在出現發展資本主義可能性時才能如此。——原注60此處可參考迪潘·德·安德烈的《曆史上的圖爾新教教會·教會的成員》(“新教曆史學會公報”，第4期，第10頁)。對於要擺脫寺院或教會的控製，在此會再次被看做是主要動機，如果從天主教的觀點出發則更是如此。但是，不利於證實這一觀點的不僅有同代人(包括拉伯雷)的看法，而卻還有胡格諾教派早期在全國宗教會議上(例如第一屆宗教會議，尤其是愛蒙第十區的宗教會議，《全國會議會刊》，第10頁)針對銀行家是否有權利做教會長老的問題表現出了一種良心不安；並且在同一大會上，由極其謹慎的成員再三挑起的關於是否允許收利息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雖然，加爾文本人對此早已表現出了明朗的態度。這一點可以部分地由與這一問題有關係的人來解釋；但同時，放邪惡的高利貸而又不必懺悔的願望不能獨自起到決定性作用。荷蘭也存在這種情況，見下。但是我們必須明確指出，在這種研究中，對於利息的禁止宗教發點起步到一點作用。——原注61威廉·佩蒂（1623—1687）：英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譯者注62哥賽因：《黑森林地區經濟史》，I，第67頁。——原注63此處可參考索姆巴特的簡短評論(《現代資本主義》，第一版，第380頁)。後來，在F．凱勒的一部著作的影響下，索姆巴特竟然在一本論著中堅持了一個沒有立場的論點。我將在後麵有所提及。 ——原注
64遷移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一種最有效地強化勞動的手段。這一點已經得到了證實(見上[注13])。就像一位波蘭姑娘，在家時，再具有誘惑力的賺錢機會也不可以使她擺脫習慣性的懶惰；但是當她一旦到國外做了移民工人，她的本性就會徹底改變，並且發揮出無盡的聰明才智。意大利籍移民工人也是這樣的。當然，這一點不能全部解釋成因為涉身於一種更高級的文化環境而受到的教育作用，即使這種作用有時還是有的。 ——原注65這裏所提到的，聞名於世的大部分形式都通過略溫和的加爾文主義或茨溫利主義的真實麵目表現出來。——原注66伍珀塔爾（Wuppertal）：城市名，位於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山城地區。——譯者注67路德教：又稱信義宗。是基督教新教的一個重要派別，由馬丁·路德創製。該教認為耶穌的死已經為人類贖罪，原罪已經因耶穌的死而赦免，所以，人們不必懼怕上帝，不必恐懼“罪惡、死亡和魔鬼”，也不用因為認為自己有功才得救而驕傲。以後，人們可以隻依靠自己的信心去稱義。此觀點正好與天主教信上帝的觀點相悖。——譯者注68在漢堡這個幾乎完全信奉路德教的地區，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財產僅僅是一個新教家族的一宗(這種情況主要是由A．瓦爾教授提供的)。——原注69博克（EdmundBurke）(1729—1797)：英國政治家、美學家，他將經驗主義美學推向了頂峰。——譯者注70約翰·濟慈（JohnKeats）（1795—1821）：英國著名浪漫派是詩作家。——譯者注71在此強調這種關係的存在並不是獨樹一幟。因為勒佛裏、馬修·阿諾德和其他人早已經覺察到了這種關係。但是他們對此卻毫無根據地否認。在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解釋這一關係。——原注72門諾派（Mennonite）：基督教新教派別之一。荷蘭改教家門諾(Menno Simons)創製的一支溫和的重洗派，興起於十六世紀後半期。該派信徒堅持自己與非門諾派團體的完全分離。他們不帶武器，也不宣誓。按字麵意思解釋《聖經》，並且嚴格服從《聖經》的教訓。——譯者注73虔信派：是十七、十八世紀在基督教中興起運動，虔信派尋求將實踐與神秘結合在一起，反對基督教過度僵化儀文。提倡宗教改革，認為除非教會不斷地革新自己，才能活出基督所宣傳的天國。——譯者注
74這並不表示虔信教派到後期像其他宗教流派那樣，從教派統治的利益出發，對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些方麵進行阻撓，就像從家庭工業向工廠製過渡一樣。一種作為理想追求的宗教，以及信奉者因此而產生的生活後果，都應該明確地劃分開。——原注75卡爾夫：即卡爾夫縣，屬於德國巴登-符騰堡州。——譯者注76查理·路易·孟德斯鳩（1689.1.18—1755.2.10）：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其《論法的精神》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與法律理論發展的基礎。還有《波斯人信劄》、《羅馬盛衰原因論》等作品都對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譯者注77此處是針對韋伯方法論觀點的某些方麵進行的扼要總結。在寫作這篇文章的時，他還致力於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徹底的批判和重新評價。最終他提出了一個新觀點，這種觀點在很多方麵都與流行觀點，尤其是德國之外的那種流行觀點截然不同。這篇文章與韋伯的整個社會學研究的關係相當密切。為了通過這些聯係而徹底地理解這篇文章的意義，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的方法論目的。對於這一問題的論述的著作，都被收錄在《科學理論論文集》一書中。《經濟與社會》和《社會經濟學大綱》的開頭幾章便對這一問題的主要論點加以了簡要說明。 ——原注78先令：英國舊輔幣單位、奧地利的舊貨幣單位和肯尼亞、索馬裏、烏幹達、坦桑尼亞的貨幣單位。相當於人民幣的“角”。——譯者注79便士：英國貨幣輔幣單位。相當於人民幣的“分”。1971年以後實行新製，1英鎊等於100新便士。——譯者注80最後一段出自《給願意發財致富的人們一些必要提示》(寫於1726年，全集，斯巴斯版，第二卷，80頁)。其它部分出自《給一位年輕商人的忠告》(寫於1748年，斯巴斯版，87頁及以下諸頁)。——原注
81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十八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同時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外交家和航海家，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偉大領袖。——譯者注
82就像大家所了解的那樣，《厭惡美國的人》(法蘭克福，1855)是一部對列諾的美國印象富於想象力的闡述。對於一部藝術作品，它此時已經很難為大家所了解和欣賞了。可是，作為一部關於德國人與美國人觀點上的差異的文獻，或者說作為一部有關德國人精神生活的類型——不管怎樣，自從神秘主義在中世紀的德國出現以來，這種類型一直為所有德國人，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所共有。這也是區別於清教徒對行為所作的資本主義方式的估價文獻，其價值也是無法估量的。——原注83這一引語曾被索姆巴特作為警句放在論述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一節的前麵。(《現代資本主義》，第一版，第一卷，193頁。另見390頁)。——原注84很明顯，這並不表示雅各布·福格就是一個不講究賺錢或者漠視宗教的人，而且也不意味著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倫理觀念已經在上麵的引語中完全囊括了。事實上，這裏並不需要用布倫塔諾的引語(《近代資本主義的開端》，自 150頁始)來警告人們，不要對這位慈善家產生錯誤的判斷(布倫塔諾似乎把誤解的根源歸在我身上)。但是問題正好相反：這位慈善家是如何以一個道德家的姿態寫出這些特殊的警句呢？——原注
85這一點正是我們對這一問題陳述時與索姆巴特發生分歧的原因所在。對於它的重大的實際意義，不久的將來必然會一清二楚。但是我們仍然要預先聲明一下，事實上索姆巴特並未忽略資本主義企業家的這一倫理品質。然而，在他看來，這一倫理品質是資本主義造就的。為了我們自己的研究意圖，我們不得不做出一個相反情況的假設。而對於定論，我們隻能在考察的結尾得出。此處，他的論證同齊美爾《貨幣的哲學》(末章)中的出色分析有著密切的聯係。至於他在《資產階級》一書中同我的論辯，我會在以後提及。此刻，一切徹底的討論都必須推遲一下。——原注86其《自傳》中寫道：“我逐漸確信起來，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忠實、誠懇和正直是生活美滿幸福的重要因素。我所寫下的誓言，一息尚存，所以，我要身體力行。至今，這些誓言還保存在我的日記本中。我個人認為，啟示沒有什麼重要的，可是盡管某些行為並不會因為遭到啟示的禁止而是壞事，或者由於得到啟示的鼓勵就是好的；但是從全麵來看，這些行為往往因為對我們自身沒有益處而遭到禁止，或者在其本質上由於其對我們有益便得到鼓勵。” ——原注87見《自傳》。“所以，我要盡可能地將自己隱藏在幕後，把它(這裏指創建一座圖書館的方案。)看作是幾位朋友的計劃去實施。我的這幾位朋友要我四處走訪調查，向一些他們認為喜歡讀書的人提出這個方案。這樣一來，我的工作就會進展的非常順利。最後，隻要遇到這種場合，我都會這麼做。正是由於這種做法，是我獲得了不斷的成功，因此我衷心地像大家推薦這種做法。” ——原注88布倫塔諾(同前書，125、127頁，注釋[1])就是利用這句話來批判後來出現的對“這種理性化和紀律”的討論。他認為這就是將一種非理性的生活方式變得理性化。其實布倫塔諾的這種觀點十分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