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左傳·莊公二十一年》載：公元前666年，楚國令尹子元率兵車600乘伐鄭，直取鄭都（今河南新鄭）。鄭危在旦夕，鄭臣叔詹計獻鄭文公，讓軍隊埋伏在城內，使楚軍不見一兵一卒。不僅大開城門，街市上百姓亦來往如常，都城秩序一如往常。楚軍認為其中必有詭詐，擔心入城後落人鄭國圈套，便停在城下駐足觀看。由於楚軍統帥既擔心中伏，又怕腹背受敵，於是率軍匆匆撤退，這可算是我國最早的“空城計”。
蜀漢軍中以武勇聞名的大將趙雲，也用過空城計。公元219年，曹操大軍攻至漢中，黃忠部隊與趙雲部隊被隔斷，趙雲數戰不利，部將張著受重傷，情況十分危急。趙雲乃退回營壘之中，“大開城門，偃旗息鼓”。曹軍“疑雲有伏兵，引去”。第二天早上，劉備來到趙雲的營寨，視察前一日的戰場，讚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曹操部下大將文聘在公元226年駐守石陽（今湖北黃陂西），孫權親率5萬大軍來攻。可是“時大雨，城柵壞”，無法守城。文聘於是決定以空城計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孫權“果疑之”，認為“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文聘因此化險為夷。
以上這些都是曾國藩所謂“有神龍矯變之狀”，靈活多變戰略思想的範例。
十二吳延華稟奉委管帶新立之湖北標新仁營勇由（1）
【原文】
該員既奉委帶新仁營，仰既悉心訓練（2），殺賊立功，以副委任（3）。為將之道，謀勇不可強幾（4），廉明二字，則可學而幾也。弁勇之於本管將領，他事尚不深求，惟銀錢之潔否，保舉（5）之當否，則眾目眈眈（6），以此相伺；眾口嘖嘖（7），以此相譏。惟自處於廉，公私出入款項，使闔營（8）共見共聞，清潔之行（9），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於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恒得沾潤膏澤，則惠足使人（10）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係衝鋒陷陣，某弁係隨後助勢，某弁迴合力堵，某弁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得以識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得廉明二字為之基，則智、信、仁、勇諸美德，可以積累而漸臻。若不從此二字下手，則諸德亦茫無把握。
【注釋】
（1）吳廷華稟奉委管帶新立之湖北撫標新仁營勇由：其意是關於吳廷華奉命新組建的湖北撫標新仁營管帶一事的批複。撫標：清代稱巡撫直接管轄的綠營兵為撫標。
（2）仰既悉心訓練：希望盡心盡力地訓練軍隊。仰：希望。悉：盡。
（3）以副委任：所盡的責任符合擔當的職務。副：符合。
（4）強幾：勉強求得。
（5）保舉：推薦用人。
（6）眈眈：瞪大眼睛監視。
（7）嘖嘖：咂嘴的聲音，這裏表示交頭接耳的議論。
（8）闔營：全營。闔：本義為門扇，引申義為總共、全部。
（9）清潔之行：清明廉潔的行為。
（10）惠足使人：恩惠足以驅使別人。
【譯文】
該員既然奉命管理新仁營，希望能全心全意、盡心盡力地訓練軍隊，殺敵立功，才能不負所托。做將領的原則，謀略武勇雖不可強求，但“廉明”二字則是可以透過學習能辦到的。士兵對於自己的將領其他方麵沒有過多的要求，但對他在金錢方麵是不是清白、推薦用人方麵是否公正，則是眾目睽睽地加以關注，交頭接耳地不斷私下議論。所以為官的清明廉潔、個人的公私款項讓全營士兵都看得清清楚楚、行事光明磊落，才能讓士兵心服口服。而對於小的款項和獎賞要常常從寬處理，使下屬都能得到一些好處，那麼這些士兵就會知恩圖報，任隨驅使。而“明”字的體現就是，在臨陣的時候要看清楚：哪個士兵能衝鋒陷陣，哪個是隨後助陣；哪個士兵勇於圍追堵截，哪個又會臨陣逃脫。把這些情況都看清楚，又用平時的表現情形加以印證，這樣逐人逐事細致考察，時間長了，對每個人的優缺點有大致的了解，這樣就接近“明”了。有了“廉明”兩個字作基礎，智、信、仁、勇這些美好的品德可以透過鍛煉積累而獲得。如果不從這兩個字著手，那麼其他品德根本就不必談了。
【心得】
在這則短文中，曾國藩提出恩威並施的治軍謀略。恩威並施可以提高統禦能力。所謂統禦能力是軍事統帥對其部屬的統轄，不是憑借個人的特權和組織賦予的權力，而是靠說服、指導和影響，統一他人的意願，為實現集體目標共同努力。
《漢晉春秋·後主》載，蜀後主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聲討南中（雲南曲靖一帶），遣馬忠伐牂牁（今貴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李恢向益州（今貴州仁懷縣南），亮自率諸軍自水道入越巂（今四川西昌東南），破斬高定，進兵水昌，越巂太守馬謖對諸葛亮說，“南中叛逆，仗地勢險阻，不服蜀漢很久了，雖今擊破，明日又變。現在丞相正傾全力北伐，以與強賊爭天下，南中叛逆，知蜀中空虛，很快又會叛變，若盡把他們殺絕，既不是仁義之心，又不是倉猝中所能辦到的，用兵的道理，在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服他們的心。”諸葛亮采納馬謖的策略，5月渡瀘水（今雲南保山縣西北），擒孟獲，讓他觀看陣勢。孔明問他：“這種軍陣如何？”孟獲說，“以前不明虛實，所以失敗，今蒙觀看陣勢，隻要如此，便易於獲勝。”孔明笑著將他釋放，要他再戰。放了七次，擒獲七次，孔明還是要釋放他，最後孟獲不肯離去，說：“這是丞相天威，我們南人不再反了。”孔明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都告平定。孔明以他們的首領來統治地方，在南中各地，不設官，不留兵，使當地人粗定紀綱，夷漢相安而還。
現代管理者必須以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思想品格以及較高的群眾威望，贏得部屬的信賴，從而獲得恩威並施的統禦效能。
現代管理者，遇事必須及時拿出有效的辦法，並善於體察部屬的思想變化，化解人際關係的衝突，從而獲得全體部屬的敬佩和信賴，形成統轄部屬的一種實際權力。這種“實際權力”是維係一個組織和激發喚起部屬活力的心理和行為的影響因素。對於一位沒有權力和有名無信的管理者來說，是無法實現其職責和使命的。但是，由“德”所贏得的統禦權力畢竟是一種感染和影響力，它不是由於職務直接產生的力量，也不是上級一紙命令可以授予的。除了其地位、職務產生的影響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現代管理者的行為能力及其素質，亦即常說的威信。威信是來自於管理者的德、識、才、學諸方麵的良好素質。它是部屬在對其崇敬和信賴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甘願接受對方控製和支配的心理因素，是從管理者個人的內在潛力和人格特點中自然滲透出來的，完全是靠自身的思想意識、道德品質、生活作風及知識、才能、感情等多種因素獲得的。
管理者不僅要有威信、有威望，還要有威嚴，使部屬心生敬畏之感，從心理學角度來說，就是既有崇敬的心理，也有畏懼的心理。施德時寬仁大度，感人至深；施威時，號令如山，言出必行，二者必須交替結合使用，才能發揮正常的管理效能。
同時，曾國藩還主張軍事擇人任勢與擇善而從的謀略思想。《孫子兵書·勢篇》雲：“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擇人，指根據不同的敵情，選擇優秀的軍事指揮官。此處的“人”，一方麵指己方之人，另一方麵也指敵方之人。任勢，指透過主觀努力，造成有利的戰場態勢。敵情不同，用兵方式便有所不同。另外，不同的指揮官，也有不同的用兵策略。《武經總要》雲：“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藝能之善政也。”高級將領的重要職能是選用人才，使所用之人都能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公元215年曹操用人恰當，在兵力劣勢的情況下，張遼等能固守合肥，大勝孫權10萬大軍。而公元228年，諸葛亮率軍北伐，魏明帝急調5萬大軍，命右將軍張郃率領西進，阻擊蜀軍。此時蜀軍必須派一員先鋒大將守住咽喉要地街亭。當時蜀軍許多人都認為派久經戰場的老將魏延或吳懿最合適，可是諸葛亮卻偏偏“違眾拔謖”。由於錯用將領，街亭失守，牽動全局，蜀軍“進無所據”，不得已放棄已經到手的隴西三郡，敗退漢中。諸葛亮在總結此次北伐失敗的原因時，說自己“明不知人”，“授任無方”。
三國袁紹，號稱謀士如雲，戰將如林，人才濟濟。但袁紹不會用將選才，田豐、沮授因進諫而下獄；許攸、張郃、高覽本想為他效力，但因被懷疑而叛逃曹營……選將不當、用人不明，是袁紹失敗的主因。
“擇人”和“任勢”是一體兩麵。不“擇人”，則不知如何用兵；不“任勢”，則不知將之優劣。知敵之情，方能正確“任勢”：知將之優劣，方知部署之妥否。因而，“擇人任勢”實際上是求得全勝的重要關鍵。
對於一名擁有最高權力的軍事統帥來說，不僅要廣開言路，善於聽取各種不同意見，在做決策時麵對不同謀士提出的各種不同謀略，要擇善而從，不受自己好惡觀念的影響，不以與自己的親疏遠近作為采納與否的標準。
據《戰國策·秦一》記載：戰國時張儀為秦國獻連橫之計而名聞天下，威望高遠，但對“伐蜀”之事，其謀略則未必高明。張儀主張“攻韓逼周”，其理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為，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司馬錯主張伐蜀：“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為，而彼已服矣。”曆陳“攻韓逼周”之弊。秦惠王擇善而從，聽取司馬錯之謀，“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能否“一一看明”，擇善而從，關係戰爭的勝負及事業的成敗。唐朝的裴寂曾為李淵起兵太原謀劃，當李淵奉兵攻打關中途中，其又建議“回師太原”，“還救根本，然後再圖他舉。”後來由於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正確主張及努力爭取，李淵未采納裴寂的謀略，最後避免一場錯誤。
唐朝建立後，李世民領兵出關東征，與王世充決戰，將王世充圍困在洛陽城內。眼見洛陽即將攻下之時，河北竇建德率師10萬前來援救。在前線的唐軍將領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謀略。蕭踽、屈突通、封德彝等人認為：唐師疲勞，王世充據守堅戰，一時難於攻下，竇建德乘勢而來，兵鋒甚銳，使唐軍腹背受敵，不易抵擋，不如撤圍退守新安，日後再圖進攻。郭孝恪、薛收則認為：王世充所率之兵皆江淮精銳，今因乏糧窮蹙，垂將瓦解，若讓王、竇會合，則可轉運河北的糧餉供應洛陽，戰事將拖延數日，故而主張應該留一部分兵力圍攻洛陽，深溝高壘，閉壁不戰，同時另選精兵扼守成皋要道，斷絕鄭、夏之間聯係，而大軍立即趕赴武牢，據險以拒夏軍，伺機而破，隻要竇建德一敗則王世充不戰自破。李世民采用後者主張，結果在武牢大敗竇軍，洛陽王世充也隨著投降，從而加速關東的統一。
對此，我們必須指出，中國人向來推崇道德，《論語》中要求一個人每天要“三省吾身”，即多次反省自己在道德上有無過失。孔子甚至說如果把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這些道德規範推廣開來，這就能影響政治，這樣一個人雖然沒有當官為政，也算是參政為政了。不過，光有道德說教就能解決問題嗎？將帥如能做到“廉明”，定然會受到擁護，但是若做不到呢？還讓他繼續當官嗎？如果壞人當道，士兵群眾交頭接耳議論，甚至人聲鼎沸、怨聲載道又有何用？
儒家的道德感化理論是建立在“性善”基礎上的，所以假定執法者都是善人，如果君上、尊者有缺點錯誤怎麼辦？隻要對他們加以規勸就行了。不行又怎麼辦？再勸諫，又不聽，一味諫，再不聽，就“死諫”。頑固不化如桀紂那樣的“獨夫”，孟子認為可以推翻他們，但後來的漢儒和理學家則連這樣的話也不敢說了。而西方的法製主張是假定執法者是惡人，所以要預先製定嚴密公正的法律來製約他們，防止他們實行專製獨裁。早在古希臘時代就設立了“五百人議事會”，改革家梭倫首創“作為法庭的公民大會”的陪審法庭，使得公民有參與審判的權力。在這種製度下很難產生獨裁者，因為執政者無時無刻不在公民的監督下，違背民意者，甚至會在公民投票後被流放。
曆史的經驗與現實的教訓告誡我們：沒有法律監督的道德說教隻是美麗的幻影，有時甚至會成為別有用心者偽裝與欺騙的手段；而且把道德標準訂得過高，企求“人皆可以為堯舜”，反而連最基本的道德標準也難以達到。
十三四川試用知府馮卓懷稟本調大營差委自川啟程日期由
【原文】
該守已於七月初八日，自萬縣啟行，八月內，即由長沙馳赴大營。閱稟至為忻慰。皖南軍事吏事，均有乏才之患。該守如回，籍時（1）物色賢能之上，即邀同來營，相助為理（2），多多益善。取人之式（3），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要。辦事之法，以“五到”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4），親巡鄉裏；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5）、始條理、終條理，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6）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
該守（7）前在四川，循績（8）大著，以該守已試之效（9），參以本部堂（10）之所論，用以訪求人才，當可拔十得五。《中庸》（11）所謂取人以身，朱子（12）所謂以類求之，胥於是（13）乎在。仰即博采（14）速來，無稍延緩。
【注釋】
（1）籍時：借此機會。
（2）理：治理軍務。
（3）式：標準。
（4）親驗命盜案：親自審驗命案、盜竊案等重大案件。
（5）大條理、小條理：全部和局部。理其緒而分之，理出頭緒加以分解。
（6）比其類而合之：按照類別加以綜合分析。比：排比。
（7）該守：即指四川知府馮卓懷。
（8）循績：政績。循：巡視。
（9）已試之效：已經取得的政績。
（10）本部堂：指曾國藩。曾國藩曾任兵部等部的侍郎之職，清代各部尚書、侍郎稱為部堂，故有此稱。
（11）中庸：《禮記》中的一篇，因其以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為最高道德標準，故為宋代理學家推重。
（12）朱子：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著名理學家。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朱熹闡發二程（程顥、程頤）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後世將之並稱程朱。
（13）胥於是：道理都在這裏。胥：都。
（14）博采：指廣招人才。
【譯文】
試用知府馮卓懷已於7月初八從萬縣啟程，8月就可以從長沙趕到大營來。獲此消息後我很高興。安徽在軍界和政界一直缺乏人才。該知府回來時，可借此機會物色一些有才德的人，邀請他們到軍營管理軍務，人越多越好。選人的標準應該具有德行而沒有官氣，最重要的是要通達事理少說大話。辦事的方法以“五到”為要。五到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是：如果身為官吏，要親自審理驗證命案和盜竊案等重大案件，親自到鄉裏巡視；如果是軍官要親自巡視營房，親自探察敵軍駐地的地形。心到是：凡事都要用心分析，事情的全局與局部、開頭與結尾既能理出頭緒加以分析，又能分門別類地加以綜合。眼到是：既要認真批閱公文，又注意觀察人。手到是：對於他人的優缺點、事情的關鍵，能隨時記下來，以防遺忘。口到是：命人辦事，既要有書麵公文，又要苦口婆心地交代清楚。
這位知府在四川政績卓著。以他試用時期取得的政績，再參考我的論述，用來訪求人才，就可以選十得五。《中庸》說看人要觀察他的行為，朱熹說用物以類聚的觀念尋找人才，道理都是一樣，我希望該知府能盡速廣招人才，不可延遲。
【心得】
在太平天國軍如秋風掃落葉一樣席卷清廷的無數部旅時，曾國藩能夠獨挽狂瀾，這除了對手本身的原因外，也與曾國藩的才德有著密切關係。這段文字所提倡的“五到”有其目的與特定內涵，至今對後人仍有重要的啟迪。
能夠做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官員，在曾國藩的時代是鳳毛麟角，即使在今日，也是寥寥無幾。
在這則短文中，曾國藩提出“察人”與“知人”的謀略思想。魏征在《群書治要·體論》中說：“善為政者，務在擇人而已。”意思是，善於治理政事的人，最重要的就是選擇使用人才。《便宜十六策·舉措》也說：“舉措之政，謂舉直措諸枉也，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這一謀略認為為政的關鍵在於選拔和使用正直的賢能之士，選拔正直賢能之士治理國家，就像修身一樣，修身的關鍵在於養精蓄銳；而舉賢任能則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
漢高祖劉邦可以說是選賢任能的典範。首先，處虛服而無智，熟知百官之要。每當有人才投效於門下，他都要以誠相見，虛心求教，好像自己一無所知、一無所能似的。在接待和求教過程中，仔細觀察來者的人品，準確把握其秉性、特長，做到熟知其要。其次，擇長而授任，善使眾能也。如：運籌帷幄用張良，出奇製勝用陳平，率軍作戰用韓信，撫民治國用蕭何，安定社稷用周勃，甚至連樊噲也能發揮其匹夫之勇，使鴻門宴化險為夷。再次，將將而授權，故能使眾為也。劉邦善將是眾所周知的。他善將的訣竅除上述擇長授任外，還在於授權。百官既定名分後，各授予相應職權，以保障他們行使職能。其執下治軍方略，讓他們根據實際情況謀劃之，絕不從中掣肘。
齊桓公也是一位愛護人才、委政於賢的傑出政治家。齊桓公所以能稱霸諸侯，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愛惜人才，委政於大賢，這是他能作為英明君主的特點。
桓公與相國管仲本是有嫌隙的仇人，在他們共同為政的前幾年，其關係如果稍微處理不慎，就會引發前隙，影響兩人的合作關係。同時，管仲是被桓公釋怨而用的人，內心難免有不少顧慮。他們之間互動的主動權完全在桓公一方，桓公對管仲使用上的信任專一和對誣枉之言的拒斥，無疑對他們合作關係的鞏固與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的確，桓公與管仲的關係和傳統的“君令臣奉”的君臣關係大相徑庭，然而，這正是桓公的英明所在，自己追求的是非常之功業，而管仲是非常之人才，任用非常之人才而從事非常之功業，一定得有非常的用人策略。
“訪求人才”、“察人”不但要知好人、能人，還要善於察奸。察奸之術源於《韓非子·內儲說左上》，由於該書是以君王的統治術為主題，因而有許多篇章便在論述如何看透臣下的內心。
《韓非子》的察奸術，有觀聽法、一聽法、挾智法、倒言法以及反察法等。
所謂觀聽法，就是不要片麵根據一件事實，而要全麵性的綜合判斷。“觀聽不參則誠不聞”，此言大意是：如果看到的和聽到的不符，就不能了解真情。這如曾國藩指出必須將“已試之效”與“所論”相結合，“以訪求人才”一樣。人往往有這樣的弊病，對喜好的事樂於接受，對嫌惡之事則加以排拒。如果所“觀”之事令其愉快，那麼有關此事負麵的評價就不願去“聽”。如果所“聽”的令人欣喜，那麼有關此事的惡劣現實麵也不願意去“觀”了。了解君主這個弱點的奸邪及佞臣，往往口出蜜言，或者隻讓君主看到他所喜好的一麵。
唐玄宗時，李林甫任“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這是宰相的職位，而且是皇帝的本家，權勢顯赫，真是不可一世。他能書能畫，論才藝倒也不錯。他有一套諂媚逢迎的本領，采用種種手法，討好玄宗和玄宗的心腹宦官及寵妃。他依靠這套特殊的本領，在朝中高居相位達19年之久。他和一般人接觸，表麵上總是裝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態度，說一大堆好聽的話，使人以為他真是一位難得的忠臣良相，實際上，他是個地地道道陰險狡猾的老狐狸！
據《資治通鑒·唐玄宗天寶元年》載：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比自己高），及為上所厚（被皇帝所器重），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啖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因此，即使聽到令人滿意的話，也必須用自己的眼睛加以確證，即使看到令人滿意的情形，也必須傾聽多數人的意見。不僅對於封建君主如此，對現代人而言，這也是判斷情報真假時的基本思維與準則。
所謂“一聽法”，是指識破隱蔽在群體之中的“濫竽充數”者。“不一聽則智愚不分”。這種方法，是說若不一一聽取每個人的意見，便不能察知每個人的能力。《韓非子·內儲說左上》舉一個寓言以為例證：齊宣王使人吹竽，由於喜愛合奏，於是經常任宮中召三百人合奏。南郭處士自稱是吹竽名手，也參與合奏，並得到豐厚俸祿。宣王死，湣王繼位。新王不喜聽合奏，命樂人們獨奏，南郭處士迅即逃之夭夭。這種方法，不一定僅限於“分別聽取每個人的意見”，而應被因時製宜地巧妙應用。
所謂“挾智法”，就是佯作不知以試驗對方。韓陽侯有一天故意把一片剪下的指甲握在手中假裝遺失，嚴厲地命令道：“剪下的指甲如果丟失是不吉利的，無論如何也要找到！”於是近侍們在房間裏到處搜尋，卻始終一無所獲。一名近侍悄悄剪下自己的指甲交出來，道：“找到了，在這兒呢！”韓陽侯就這樣知道了誰是說謊者。《韓非子》對這種稱為“挾智法”的察奸之術作了這樣的說明：“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為隱皆變。”“挾智”就是雖然加道卻佯裝不知，也就是說，“佯作不知而詢問，則得以明白不知之事；熟知一事，則得以明白其他隱晦之事。”如果使人覺察到我們已經知道，對方就會采取相應的對策，隻有以為我們不知道，對方才會無所戒備地顯露出其真實形態。
所謂“倒書法”是以謊言考驗對方。“倒”，就是顛倒，“倒言”，就是倒錯其言，用與事實相反的話來看透對方心理的方法。燕國有一位相國名叫子之。有一次，他正與部下交談，突然說：“剛才從門口跑出來的是匹白馬嗎？”顯然，這是個謊言。“沒有，沒有什麼馬跑出去呀！”“沒有看見呀。”大家異口同聲地加以否認。但是，其中一位卻走到門外去觀看，接著又回來報告說：“確實有一匹白馬跑了出來。”子之由此知道左右誰是不誠實之人。
所謂“反察法”是說從相反的立場尋找動機。《韓非子》中說：“事起而有所利，其屍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如果發生某種事件，起主要作用的是因此受益之人。在有人破害的情況下，也可以據此推測是受益者所為。《韓非子》中記載：韓喜侯入浴，在浴盆裏發現小石子。韓喜侯喚來近侍詢問：“負責浴室的官員被免職，有遞補的人選嗎？”“有的。”“召他進來。”韓喜侯嚴厲責問道：“為何在浴盆裏放石子？”那人見無法隱瞞，隻好招認說：“因為隻要負責的官員被免職，小人就可以取而代之。所以才……”不僅限於主觀的分析，還能同時站在對手的立場上找尋其動機，這是識破、駕馭對手的一種方法。
在古代社會中，統治者和部屬之間、統治集團內部人與人之間互相利用、互相猜忌、互相傾軋的關係層出不窮，統禦者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往往會由之衍生出許多洞察他人心理的謀略方式。
十四督帶常勝軍吳道煦稟進剿九狀州請預定派何營含攻先賜谘行等情由
【原文】
據稟均悉：三該軍但（1）有文書期會，永無到防之日。何必預為裁定（2）？何必專文密訂？何必早定派營，守九狀州、七裏州等處？無論中國、外國，無論古人、今人，無論大官、小官，有才、無才，危急之際、言而無信，便一錢不值矣。
【注釋】
（1）但：隻。
（2）裁定：判斷、決定。
【譯文】
我根據稟報了解：這
支軍隊接到公文通知的派遣命令後，從沒有一次按時到達防區。既然如此，何必要預先謀定軍事行動呢？何必要用專門文書密封呢？何必要早早指定派哪支軍隊防守九洑州、七裏州等地呢？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無論是古人還是現代人，無論是大官還是小官，有才能還是沒有才能，在危險的時候，說話而不守信用，無論有多周嚴的戰略、多精良的士兵，都變得一文不值了。
【心得】
在這則短文中，曾國藩強調以“信”帶兵、信則不欺的謀略思想。曾國藩認為：“言而無言，便一錢不值”。
以“信”治兵，除了必須要服從調遣、聽從整體安排，準時到達防區與作戰地點外，在對待部屬，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事，都要謙虛公正，不抱任何偏見、成見，也不受閑言閑語的幹擾。
公元前256年，齊威王即位，其在位的9年中，一切朝政都委托大臣管理，自己從不過問。9年後，威王忽然召見即墨的大夫說：“自從你擔任即墨的大夫以來，幾乎每天都接到誹謗你的報告。可是經我派人調查即墨的情況：田野不斷開拓、人民的生活富足，衙門的事務也處理得有條不紊，使我國的東方邊境，沒有任何危險的事情發生。這表示你盡心治理即墨，從未賄賂我身旁的眾臣。”隨後，威王賞賜他1萬戶的封地作為獎勵。
齊威王排除眾人對即墨大夫的誹謗幹擾，並重賞即墨大夫，從而使齊國逐漸地強盛起來。
古人奉行“以正治國”、“以信論兵”，還有“以奇用兵”。治理國家、對待部屬，要以誠相待，隻有秉公辦事、正直不阿，才能贏得群眾的信任與威望。反之，盡管你有過人的智力、高超的計謀，但心機用盡，小聰明要盡之日，就是威信掃地，眾人發指之時。
同時，信則不欺。據《韜·龍韜·論將第十九》載：周武王問薑太公關於選擇將帥的問題時，薑太公說：將帥應具備5種美德，避免10項缺點。5種美德是指勇、智、仁、信、忠；又說：“信則不欺。”孫武也把“信”當作將帥應當具備的5個條件之一，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曾國藩就和古代絕大多數的軍事家一樣，都把“信”視為將帥所應具有的品格之一。將帥統領三軍，舍生忘死，最重要的條件是將帥平時即要以“信”帶兵，平時信而不欺，推心置腹地對待士卒，打起仗來，士兵就會衷心服從指揮而不懷疑，這樣的軍隊，無往而不勝。
春秋時齊桓公曾九合諸侯，信守盟約，歸還侵占魯國的上地；晉文公不渝“退避三舍”之約，大敗楚軍，並在踐土稱霸；晉文公伐原，原定攻打10天。10天未攻下，遂依前言，罷兵而去。有人勸他繼續攻打，他說，我已和士卒約定攻打10天，不能失信，為攻下原而失去士卒信任，不智也。諸葛亮正準備進攻隴西時，長史楊儀報告說，有4萬軍人輪休要回蜀國。諸葛亮立即命令這些士兵收拾行裝，準備回去。這4萬多人將要啟程時，魏軍突然來攻。楊儀建議，讓這4萬人留下，等打完仗再走。諸葛亮說，用兵命將，以信為本，得利失信，古人所惜。軍情再緊，也不能失信前言。諸葛亮對眾將士說：“你們的父母妻兒無不倚門而望，我怎麼可以把你們留下呢？”於是吩咐大家按時啟程。部隊士卒異常感動，幾次下令，都不願走。諸葛亮隻好令他們參戰。魏軍遠來，一經交鋒，蜀軍大獲全勝。
取信士卒，是勝利的不二法門，聰明的將帥都重視取信於兵。一旦失去部屬的信任，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古代兵書說：“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是故君子以信為寶大也。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兵，則無敵矣。”《百戰奇法·信戰》也指出：“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諸葛亮之所以能使士卒奮勇殺敵，臨戰之日，拔劍爭先，以一當十，一戰大克，關鍵在於他取信於軍，贏得士卒的信任。
古代將帥君王深知“信則不欺”的重要，雖然有些理論和做法失之偏頗，或其出發點並不可取，但我們仍然可以學古人之精華，去舊論之糟粕，悟出有價值的新意，求得上下目標一致，相互信任，同仇敵愾，這在平時和戰時都具有積極意義。
公元200年，曹操與袁紹展開了著名的官渡之戰。在這次戰爭中，曹操贏得以寡擊眾的勝利，從中可以看到，曹操在統禦人才方麵，很注重取信於人。
袁紹的將領高覽、張郃二人，由於攻打曹營失敗，又遭袁紹的謀士郭圖的誹謗，決定棄袁投曹時，曹操部屬怕二人有詐，曹操卻認為即使有詐，隻要厚待他們，即可使他們真心歸附，於是把二人各封為侯，在曹營中任職。在曹操進攻袁紹營寨時，高覽和張郃自願做先鋒，把袁紹打得大敗。
現代社會中，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企業的領導者，都要取信於人，這樣，自己的下屬才能聽從指揮，服從約束；如不能取信於人，便無法發揮團隊效能。
上海新苑賓館的名聲享譽海內外，管理以紀律嚴明著稱。有位經理（跟賓館總經理是老同學）因為夜班加班耽誤了回家的班車，本應在值班室留宿，可是他卻跑到客房裏睡了一夜。第二天，總經理對此事做出兩項處置：第一、該經理必須受到嚴格檢查外，並按客房價格繳交罰款；第二、如不願罰款，請自行引咎辭職。該經理當即認罰。
以“信”治兵，還必須做到信賞、信罰。賞罰，曆來是統治者非常重視的問題。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隻要有統禦和被統禦的關係存在，這個謀略就有它的存在意義。《孫子兵書》開篇就在“五事”、“七計”中提出“賞罰孰明”的問題。據《韓非子·外儲說》記載：晉文公問狐偃，他給士卒和百姓很多好處，加緩刑罰、補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軍隊勇於作戰？狐偃明確回答：不足為戰。晉文公又問：“然則何如足以戰乎？”狐偃回答：“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即該賞者一定要賞，該罰者也一定要罰。後來，晉文公依狐偃之言，執法嚴明，在戰場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信賞必罰，是古今兵家極為重視的統禦謀略之一。吳子說：“若法令不行，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可見，吳子也把“信賞必罰”看作是對敵作戰、欲求製勝的首要條件之一。
以“信”治兵，“信則不欺”，上下信任，則互不欺騙，令之所出，士卒奮勇。據《吳起兵書·治兵》載：魏武侯問吳起，部隊作戰的方法首先應該掌握什麼問題。吳起說，首先要明確“四輕”、“二重”和“一信”。其中“一信”，就是賞罰嚴明守信用。《司馬法·仁本第一》開篇提到治理天下的特殊手段就是戰爭，而要使用這種特殊手段，就要遵守一些原則。其中之一就是“信見信”，即信任人便為人所信任。《孫臏兵書·篡卒》也指出，軍隊戰鬥力的增強，在於罰必信。《百戰奇法·信戰》講的是“信則不欺”，“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信。”古代兵書認為“信”有兩方麵：一是不欺他國，不欺其民；二是上下信任。至於以“信”治軍的論述舉出以下的例證：
一、守信用。不欺鄰國，不欺民眾。如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歸還土地：魏文侯不違虞人之期，即使約期當天下雨了，他仍冒著雨前去赴約；又如東漢鄧訓以恩信征服胡人小月氏部落等等。
二、賞罰必信。如秦孝公用商鞅變法，立木南門，稱移木北門者賞賜五十金。後來真有人移木北門，商鞅立即毫不猶疑地頒賞，此一舉動取得舉國上下對新法令的信任，新法從此暢行無礙。
三、將帥與士卒上下信任，同心協力。如燕昭王信任樂毅而致勝，燕惠王不信任樂毅而致敗；諸葛亮取信士卒，廣大士卒也因此忠於諸葛亮；朱元璋為了安撫降卒，使他們消除憂慮，故意在降卒中挑選五百人充當衛隊，降卒見朱元璋對他們如此信任，極為感動，三萬降卒決心為他效力，成為朱元璋的忠實將士。
不以信治兵，上下離心，導致兵敗身亡的例子也不少。三國張飛，雄壯威猛，驍勇善戰，勇冠二軍，但他不體恤士卒，刑殺過分，暴而無恩。最後，在東征發兵時，為部將張達、範疆殺害，死於非命。
十五覆林秀山
【原文】
接到惠函並地圖，練勇說籍悉一切（1）。地圖莫精於康熙內府圖（2），其準望勾弦（3），皆命星官（4）親至各處，按諸天度測量裏差（5）。乾隆內府圖，又拓而大之，亦甚精當。蓋出齊次風宗伯（6）之手。近時陽湖董孝廉方正（7），依此二圖定為一本。李申耆先生付諸剞劂（8），外間傳本萬善於此。洪稚存太史圖，紙幅太隘（9），考安亦粗，即東西易位，在所不免，未可以據以為行軍指南也。
【注釋】
（1）練勇說籍悉一切：關於你訓練士兵的意見我都了解。勇：指士兵。悉：了解。
（2）內府圖：內府刻印的地圖。內府為皇帝倉庫，後通稱皇宮的物品為內府之物。
（3）準望勾弦：指地圖座標。
（4）星官：掌管天文地理的官員。
（5）按諸天度測量裏差：按地球經緯度測量土地距離。
（6）齊次風宗伯：即禮部尚書齊次風。宗伯本為古代六卿之一，所掌典禮同於後代禮部所掌之職，故後世稱禮部尚書為宗伯或大宗伯。
（7）董孝廉方正：即孝廉董方正。孝廉本為漢代選舉官吏的兩種科目名稱，後來俗稱舉人為孝廉。
（8）付諸剞劂：用雕版印刷書借。剞劂：刻刀。剞為曲刀，劂為曲鑿。因版刻要先用刀刻字，故泛稱書籍雕版為剞劂。
（9）隘：指紙張太小。
【譯文】
收到你寄來的信件和地圖，獲悉關於你訓練部隊的所有意見。目前的地圖沒有比康熙內府刻印的地圖更精確的。那份地圖的地理座標，都是皇帝命令專管天文地理的官員，親自到各地按照經緯度測量之後，再修正誤差才繪製出來的。乾隆時內務府又將地圖按比例進行了放大，也很精確。這些地圖都是禮部尚書齊次風親手繪製的。近代陽湖舉人董方正，以此二圖為版本繪為一本，由李申耆先生雕版印刷。社會上流傳的地圖都沒有這個完善。洪稚存的翰林院太史圖，因為紙幅太小，而且沒有認真考核，甚至連東西移位的地方也無法避免，不能作為行軍指南。
【心得】
曾國藩的時代比康熙年間晚了100多年，但是繪製地圖的技術卻趕不上百年前，真是發人深省。
中國曆代皇帝中，康熙是唯一對西方科學投入熱情、花費精力的帝王。他學習數學和使用科學儀器，還經常反複學習歐幾裏得幾何中的重要命題，以便掌握更好的求證法。他曾親口告訴來華的外國傳教士，他曾將歐幾裏得的書從頭到尾讀了12遍以上。在一段時間之內，他每天利用2～3個小時的時間與耶穌會教士們討論阿基米德與歐幾裏得。如果有一道難題他無法理解，他會三番五次地向教士們請教。這種對西方科學的罕見熱情、專心致誌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他的眼界比此前的任何一位帝王更寬闊。所以在他那個時代能繪製出中國曆史上最精確的地圖也就不足為奇了。
遺憾的是，康熙並沒有成為彼得大帝，甚至他準備任命教士為朝內大臣的主張也因保守派的極力反對而停罷。自康熙以後，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傾向益強。乾嘉學派大師俞樾的觀點反映出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對西方科學的看法。他說：“洋人巧器，亦呼為鬼工，而羅為安之，其自信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為人窮工極巧，可見心竅不開，在彼國為常，在中國則為怪也。”
早在孔孟時代，中原士大夫即持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原華夏文明是最優秀的文化，其他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都是低下的蠻夷文化。孟子明確地說，隻有聽說用華夏文明改變蠻夷地區文化，沒有聽說用蠻夷來改變華夏。清代康熙中葉以後的大多數士大大正是繼承這種思想，頑固地反對西方文化。同治年間，大學士倭人在反對京師創建學習外國文化科學技術的同文館時，曾經說：“讀書人講禮義，學聖人是為了報效國家，如果不讀聖賢書，反而跟著洋人跑，會使歪風邪氣猖狂。”在這種心理支配下，不僅中國士大夫產生盲目的排外心理，甚至連民眾也普遍存有偏執狹隘的心理。曾國藩之子曾紀澤某一年乘小火輪返回家鄉湖南，竟引起湖南官紳群起攻擊，風波延續了幾年。洋務派人士郭嵩燾乘火輪回家鄉，家鄉人竟然將那個他們視為怪物的洋機器燒毀！
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盲目排外心理使中華民族吃盡了苦頭。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朝政府鑒於國內人民與外國人交往日益頻繁，擔心交往的擴大會給自己的統治帶來威脅，開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政府一方麵限製中國人出洋貿易和居住，嚴格控製出洋船隻的大小與裝載貨物的品種和數量，以及水手和客商的人數，一方麵還規定了嚴格的往返期限。中外貿易活動隻限於廣州一個口岸通商，外商的貿易及其他事務的交涉，都必須和清政府特許的行商進行，不得和官府與民眾直接交往；外商在華必須住在城外指定的商館，不得擅自出入城市；對外貿易的品種和數量也有相應的嚴格限製。清政府的閉關鎖國的政策，窒息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航海事業，妨礙了中國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對國家發展的負麵影響不可估量。自此中國與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鴉片戰爭以後，列國打破了中國的國門，閉關鎖國政策被迫取消。
同樣麵對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中國近鄰日本卻采取與中國大不相同的態度：首先他們擺脫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識，承認西方文明更為先進，然後“趕上或超過西洋文明的水準，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19世紀中期，日本封建統治危機日益加深，歐美列強的入侵又使日本麵臨淪為半殖民地的危險，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極其尖銳。60年代，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風起雲湧，資產階級和新興地主的政治代表，即下層武士領導的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統治和反抗外國侵略，要求實行改革的“尊王攘夷”運動迅速展開。在農民和城市貧民武裝起義的支持下，1868年1月，倒幕派發動政變，宣布“王政複古”，迫使將軍德川慶喜把政權交給天皇睦仁，成立了以天皇為首的中央政府。接著，天皇明治政府宣布了《五條誓文》和《維新政體書》。這兩個文件是明治政府初期的改革綱領。根據這個表達地主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要求的綱領，從1888～1873年間，明治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麵采取措施進行改革，確立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製，振興工業、發展農業，扶植資本主義，取消封建等級製，改革教育製度，注意培養人才，加強與外國往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等，為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開拓了道路。因此，“明治維新”成了日本從封建主義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折點，標誌著日本近代史的開端。
日本史學家吉田茂在《激蕩的百年史》中概括：“在領導者決定開放門戶，汲取西方文明之後，一般國民不僅沒有抵抗，反而采取欣然引進西方文明的態度。”正是這樣普遍的社會思潮，促使當時的日本與中國完全朝向不同的道路發展。
十六與張石卿製軍
【原文】
奉惠書，未即箋複（1）。比聞簡調山東，自以密邇畿輔（2），重資鴻籌，作鎮海岱（3）。惟兩湖吏治方就整飭（4），軍政亦有起色，遽爾（5）移節東征。不獨文武方振之綱，莫為賡續（6），即南北紳庶，亦若失所依倚。
弟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7）之嫌，隻以時事孔（8）艱，苟利於國，或益於民，即不惜攘臂（9）為之，冀（10）以補瘡痍（11）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揀勇之舉，亦非有他，隻以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丁勇有奸淫擄掠之事，民間倡道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
每逢三八（12）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千百語。但（13）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閑令塔將（14）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15）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覆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16），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
迨六月初提軍（17）到省，謂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過勞，遂切責（18）塔將，而右護（19）清將。而中丞（20）亦疑弟子宜幹預兵事。會弟與老兄有舉塔劾清（21）之折，同時並發，而尊處又有禮斥塔將何不操練。提軍遂疑兄與弟並力排之，皆挾私見而非公忠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嗣後兵勇相爭，弟雖常持正義，而每抑勇而伸兵，自謂寸心無私，可見諒於人人。逮初六日，兵嘩之變出，論者或謂是有指嗾（22），或謂早伏陰機（23），何不預為之所。君子直道而行，豈肯以機械嶮巇與人相競禦哉（24）！惟弟本以鄉紳，半涉官事，全恃虛聲以彈壓匪徒。一有挫損，則宵小（25）得以窺伺，而終恐難一律以抽掣（26）。
【注釋】
（1）箋複：回信。
（2）密邇畿輔：靠近京城。
（3）重資鴻籌，作鎮海岱：錢多糧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重：多。鴻：大。資：財錢。籌本：計算工具，這裏代指糧物。海岱：東海泰山之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4）整飭；整頓。
（5）遽爾：突然。
（6）賡續：持續。
（7）越俎：即越俎代庖的略語，原意是說祭祀官代替廚師，比喻超越職權。
（8）孔：很。
（9）攘臂：振臂。
（10）冀：希望。
（11）瘡痍：創傷，比喻民間疾苦。
（12）每逢三八：指每十天中的第三天和第八天。
（13）但：隻。
（14）塔將：指塔齊布將軍。
（15）一時數刻：一、兩個小時。古代將白晝分為十二個時辰，故每一時辰為兩個小時。
（16）一二：這裏代指軍中一些人。
（17）提軍：指鮑起豹提軍。
（18）切責：嚴厲斥責。
（19）右護：袒護。
（20）中丞：指中丞駱秉章。
（21）舉塔劾清：推薦塔齊布，彈劾德清。
（22）指嗾：指使教唆
（23）陰機：陰謀。
（24）以機械嶮巇與人相競禦：用陰險欺詐的態度和手段待人，使人互相防備。機械：指巧詐。嶮巇：陰險。巇：山勢險峻，泛指道路艱險、處世艱難。
（25）宵小：小人。宵：通“小”。
（26）抽掣：掣肘，幹擾。
【譯文】
收到來信還未及時回複。聽說你調到山東，靠近京城，錢多糧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隻是你剛剛完成整治湖南、湖北官吏的任務，軍政的整頓才有些起色，突然帶兵東征，不僅剛振興的軍政難以繼續，就是四鄉紳士民眾也仿佛失去依靠。
自今年以來，我辦的幾件事，大多數是冒著侵犯其他官員的利益和職權的嫌疑。由於局勢十分艱難，隻要有利於國民，即使招致責難也要做，這是為了挽救社稷日漸衰頹的正氣，為國家盡點力。我在這段時間訓練湖南士兵並沒有別的目的，隻因最近一些官兵常常在鄉下擾民，去年湘勇也曾發生過奸淫搶劫的事情。民間謠言四起，說官軍反不如土匪，使他們的生活不得安寧。我痛恨這些謠言，也怕民心一旦離散便難以挽回，因此決心要練一支對百姓秋毫無犯的部隊，以挽救民心，堵塞謠言。
所以每十天中的第三天以及第八天，我便要把部隊集中起來進行訓練、教育。反複向官兵說明紀律的重要，嚴令他們不得侵擾百姓。4月份以後，有時也叫塔齊布將軍傳令軍官一起操練，讓他們聽聽我的訓話。我每次都向他們講解一兩個小時，雖不敢說我的教育肯定能扭轉他們的思想，但我誠心誠意想借著苦口婆心的勸說感化他們。操練名義上是軍事訓練，實際上是思想教育。聽得人很輕鬆，講得人卻很累。那些受過教育的士兵現在都在，他們接受我的教育之後，個個稟性良善，不信的話可以一個一個去調查。我這樣做得目的是為了讓他們受些感化，以後不再侵擾百姓，使官兵不如土匪的恥辱得到洗雪，稍稍改變士兵毫無紀律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