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6月初，鮑起豹提軍到省，認為不該這樣練兵，他說酷暑盛夏練兵容易使士兵過於疲勞，並嚴厲指責塔齊布將軍參與這件事，袒護不參加操練的清軍將領。駱秉章中不信任我，認為我不該幹涉軍隊的事。正好又遇上我和你同時向皇上進呈推薦塔齊布，彈劾德清的奏折，接著你又發函批評塔齊布將軍不操練，於是鮑起豹便懷疑我們兩人合作排擠他。這種人不從國家利益出發，而是抱著私人成見處事，真是豈有此理。此後凡是清兵和鄉勇發生糾紛，我雖然有主持公道之心，卻常是壓製鄉勇而偏袒清兵，但我自認為並沒有一點私心，隻是迫於時勢，怕被別人排擠，不得不如此處置。到了初六這天，長沙發生兵變，到處議論紛紛，有人說兵變有人唆使，有人說這是預先策劃好的陰謀。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早做預防？大凡正人君子都應光明正大，豈能勾心鬥角相互防範呢？我隻是一名士紳，半途奉命從政，全靠一點虛名鎮壓叛匪。一旦遇到挫折，無恥小人就暗中窺伺，唯恐天下不亂，一律采取扯後腿拆台的態度。
【心得】
古往今來，嫉賢妒能像傳染病一樣在中國大地不斷地蔓延。曾國藩所處的時代，內憂外患令有識之士痛心疾首。在亙古未有的外來勢力壓迫下，中國人本來應該一心向外，禦敵強國，但像湘軍與清兵、漢臣與清將那樣的爭鬥卻屢見不鮮。在兵不如匪的情況下，曾國藩忠心耿耿地為主子操勞可說是到了嘔心瀝血的地步，卻不斷受到謠言中傷，確實令他痛心萬分。
曾國藩在這封書信中論述爭取民心的重要性。所謂“民心不可違”，善於統奉軍隊的人，往往能因此而做到戰無不勝，敗而不亡。製勝之方，其實並不全賴戰爭。遠古時候，黃帝是以其仁德獲得人民的擁戴，統轄四方；商湯王、周武王之得天下，也是在不得已時才誓師伐桀、紂；黃帝、湯武並不是一開始征伐就得到天下人擁戴。即使是在戰爭中暫時失敗，隻要能把握住機會，同樣也會有反敗為勝的可能；楚昭王不就曾在與闔閭的抗衡中反敗為勝嗎？
施行仁德、重視民心而輕征伐是古人的傳統觀點，此種思想在先秦時期尤為突出。然而戰爭的確會造成民不聊生，連年戰爭之後往往會出現“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景況。以武製勝，勝不可久，常常會出現你征我討、永無盡期的局麵。有鑒於此，古人崇尚以仁示德，反對以武揚威。在當代，全世界人民都渴望有一個長治久安的和平環境，尤其是受到核武器威懾的情況下，更是激發人們的和平意識，人們再也不願經受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不願再看到兩次世界大戰的慘象。這種願望及要求，與中國古人何其相似！
戰爭有勝必有敗。在不得不麵對戰爭時，首先當求勝，而且應當做到不但敢於取勝，更要善於取勝。“善勝”之法，上策是不戰而勝，即既不需要布陣，也不需要誓師；下策才是動幹戈、任征討。不戰而勝需要鬥謀鬥智，而且在戰爭進程中，哪怕暫時處於不利，甚至是失敗的情況下，隻要有信心、有勇氣，即使需要忍辱負重，也會尋得反敗為勝的機會。越王勾踐不就成功地以“臥薪嚐膽”之精神最後擊敗了猖狂一時的吳王夫差嗎？中國的抗日戰爭，在蓄謀已久的日本侵略軍的強大攻勢下，中國軍隊連連失利，錦繡河山不到一年的時間大半淪入敵手；當時的情景曾使許多人茫然，甚至對抗戰能否取勝抱持著懷疑態度，然而不屈的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終於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軍。
不義不取，是自古以來的一種傳統。孟子曾認為為了義可以舍生，即所謂“舍生取義”，曆代的誌士仁人，為了“義”，生命可以犧牲，家室可以不要；為了“義”，甚至還可以滅親。可是“義”有公私之別，大公無私的義舉曆來受人頌揚。然而生活之中也有為私義而不惜一切的人，為私義者，總是結黨營私，彼此袒護，從而使許多不法行為受到包庇，讓許多不法之徒脫逃法網。這種為私義的行為受人鄙棄。再者，義有真偽，真義可以感動人心，如關羽作為“義”的化身，為了義，“身在曹營心在漢”，也為了義而公然放走曹操，他的行為被視為真“義”的典範。而有些“義”往往使人受到蒙蔽，如當今一些青年人，為了所謂的哥兒們義氣而肆意所為，往往觸犯法律而不知，真是可悲可歎。
再說行軍作戰，若是正義之舉、順乎天道，自然就能獲取民心，得到百姓的支持；不義之師則是逆乎天理，失道寡助。日本發不義之師侵略中國，雖然猖獗一時，卻終究失敗。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其行不義，結果也是以失敗而告終。非正義之師，其行必敗。“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這是奉軍作戰應當遵循的古訓。
十七與文任吾
【原文】
國藩回籍，侍養數日，已於廿七日馳抵衡城。竊念今日大局，若非練兵萬人，合成一心，斷（1）無以製此賊之死命。近時所調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與卒不習，將與將不和，此營既敗，彼營掉臂（2）而不顧，哆口（3）而微笑。各營習見夫（4）危急之際，無人救應，誰肯向前獨履（5）危地，出萬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為巧，近營則避匿不出，臨陣則狂奔不止，以期於終身不見賊麵而後快。言念及此，可為浩歎（6），此賊有平時哉。
鄙意欲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庶（7）可血戰一、二次，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自出省以來，日夜思維，目今之急，無逾於此，惟餉需不貲（8），省中庫存無幾，不得不籍吾鄉殷實之家，捐貲（9）佐餉，助我一臂之力，而壯眾士之行。務折閣下轉告壽珊、仙舸諸君，不惜齒牙餘芬，道達區區（10）之意。於貴邑義士君子之前，求將夏間允捐之數，即日催齊於九月間解到衡州，至幸至禱。吾鄉夙稱仁裏，有屈原賈生之遺風，豈乏高義薄雲天、忠肝貫金石之人。儻（11）不以國藩為浮偽，而慨然佽助（12），則國藩所禱祀求之，而不可得焉者也。所有捐輸（13），議敘開一簡明章程，以期人人一見然，務懇廣為傳播，如收有數千或一萬之數，望閣下約諸友親解來衡，以敘私恫（14），日內仍當遣一委員到貴邑，以便幫催此事。原以義聲動人，如或吝於似助，即亦不敢相強，惟閣下善為裁酌。
【注釋】
（1）斷：副詞，絕對，一定。
（2）掉臂：甩著臂膊走，形容不顧而去。
（3）哆口：紛紛指責。
（4）夫：語氣詞。
（5）履：踩踏。
（6）浩歎：大聲歎息。
（7）庶：幸，希冀之詞。
（8）不貲：不可計量。
（9）貲：“資”的異體字。
（10）區區：自稱的謙詞。
（11）儻：同“倘”，倘若。
（12）佽助：幫助。
（13）捐輸：捐獻財物。
（14）恫：歡樂。
【譯文】
我回家鄉，休養了幾日，已於27日趕到衡州。我私下考慮當前的局勢，若不訓練上萬人的軍隊，上下同心，絕不能將此叛賊置於死地。近期調來的部隊，天涯100，海角50，士兵與士兵之間彼此不熟悉，軍官與軍官之間亦不和諧。這支營隊打了敗仗，其他營隊則旁觀不予支援，甚至在一旁張口嘲笑。各個營隊已形成惡習，在危急關頭互不救應。這樣，誰肯奮勇向前，單獨深入危險之地出生入死，最終卻取得他人的嘲笑呢？所以軍隊爭相投機取巧，當敵人進攻到營地時則躲藏起來不出戰，臨陣打仗時逃脫唯恐不速，都期望一輩子見不到賊影才痛快。說到這裏，實在令人歎息。正因為這樣，叛賊才有平時這樣的猖狂。
我的意見是招募萬名士兵加以訓練，使他們同生死、共患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打了勝仗大家都能舉杯慶賀互讓功勞，打了敗仗大家都能拚死挽回劣勢。叛賊有誓不相棄的死黨，我們官軍也應有誓不相棄的死黨。到那時，就可以與叛軍血戰一、二次，逐漸使人民的耳目為之一新，而使叛賊膽顫心驚、喪魂失魄。自從離開省城以來，我日夜都在思考，當前最急迫的事便是軍餉的缺乏。省城庫存不多，不得不向家鄉的富裕人家多方籌集，以助我一臂之力，並支援出征的將士南下。請您一定轉告壽珊、仙舸諸君，不惜多費口舌，轉達我的微薄謝意。在貴處義士君子麵前，請求將他們在夏季答應的那一部分捐款，盡快如數催齊，於9月份押送到衡州，真誠地感謝和為您祈禱。咱家鄉曆來是禮義之邦，有屈原和賈生的遺風，哪能缺少義氣高於雲天，忠肝能穿金石之人。但假如他們不認為我是虛偽之人而願意給予慷慨幫助，那則是我祈禱懇求而不容易得到的結果。有關捐贈，準備擬定一份簡明章程，以便人們看後一目了然。誠懇地請求人們廣為傳之。如能收到數千或一萬之資，希望閣下約好諸位朋友親自押解到衡州來，並敘我們的歡樂。日內我仍將派一委員到您那裏，幫您催辦這件事。但要以仁義打動人心，如果他們吝嗇資財不願對我資助，切下可強迫。請閣下酌情裁處。
【心得】
在這封書信中，曾國藩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軍事謀略，一是團結一致，群策群力；一是軍餉問題。
要做到“合成一心”，官兵之間必須同甘共苦。《淮南子·兵略訓》說：“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醫時方言·卷一·將篇》也說：“勢在危急，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問病撫傷，如家人父子，民始歸心。”“凡為將之道，要在同甘共苦。如遇危險之地，不可舍眾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苟免，護衛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則三軍之士豈忘己哉！”《黃石公三略·上略》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與之安、與之危，故其為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經武要略》曰：“與士卒同甘苦，得群心謂之眾，失群心謂之寡。”《紀效新書·卷首·紀效或問》雲：“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時亦要同滋味。”《尉繚子·戰威第四》雲：“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並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逸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國語·齊語》曰：“居同樂，行同和，死同衰，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另外，《練兵實紀》、《兵經百字》等書，都對“同甘共苦”有許多論述。可見，作為一種治軍率眾的謀略，此一問題為曆代兵家所重視。《黃石公三略·上略》把這稱為“將禮”，並舉例說：從前，越王勾踐統兵打仗，有人送給他一簞酒，他叫人把酒倒進河裏，與士兵同流而飲。一簞酒雖然不能使一河的水都沾染酒味，但是全軍將士卻因將帥能與自己同甘共苦而感激奮發，願意拚死作戰。又引《軍讖》語說：“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孫子兵書》首篇就提出了“令民與上同意”的問題，戰爭實踐證明，大凡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的部隊，都可以在實戰中取得勝利。張預曾對此注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六韜·文韜·文師》雲：“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也是強調上下一致。兩軍相敵，爭戰廝殺，雖然決策定計權在將帥，但戰爭最後勝利，仍然靠全體官兵奮戰。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全體士兵的奮戰，再高明的決策也難以實現，任何戰爭也無法取勝。
這個謀略的要義在於：加強軍隊間的團結，軍士之間、將帥與士卒之間同甘苦、共安危，並以此情份感化士卒，以達到促使士卒自覺地投入戰鬥，願與之生、與之死，拚命與敵人作戰的目的。
公元前279年，齊國大將田單曾憑借即墨一座小城，靠老弱殘兵，打垮兵車萬乘的強大燕國，但他用了整整3個月卻沒能攻下小小的狄邑。為此他特意前去請教魯仲連，想問清楚其中的原因。魯仲連說：“你在即墨作戰時，坐下來就編車袋，站起來就拿鐵鍬挖戰壕，給士卒們做榜樣。將軍有犧牲的決心，士卒也沒有偷生的念頭，上下一心，“呼吸相顧，痛癢相關”，他們跟你一樣與敵人拚死戰鬥，這就是當年你能打敗燕軍的原因。而現任呢，你是相國，有租賦供奉，有享樂歡娛的地方，金帶圍腰、驅車躍馬，一味貪圖享樂，全無犧牲的決心，士卒怎麼能和你一起效命呢？”田單聽了此話，立刻醒悟。第二天，親自出馬，身無士卒，以鼓舞士氣，身臨戰場，不顧個人安危，站在矢石如雨之處，擂鼓指揮，齊軍將士個個奮勇，很快便攻下了狄邑。
公元75年，漢將耿恭駐守柳中城（今新疆鄯善以西）。當時正值漢明帝駕崩，章帝新立，國有大喪，救兵不至。匈奴兵至與車師叛亂軍合攻耿恭，形勢極端險惡。耿恭鎮定自若，率眾禦敵。他與士卒推誠相見，誓同生死，食盡窮困，就煮鍾弩，吃上麵的皮革。雖然如此艱苦，士卒也無二心，毫不動搖。僅剩幾十個人還頑強抵抗，一直堅持到公元76年，救兵來援，勝利而還，幸存者僅13人。
與士卒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可以取信於士卒，以一人之心，爭取萬人之心，精誠團結，英勇作戰，曆史上這一類的戰例很多，因而曆代將帥都把它當作治軍作戰的基本原則之一。
同時，除了團結一致、上下一心之外，士兵與士兵之間，部隊與部隊之間也應加強團結，共同對敵，才能同舟共濟，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孫子兵書·九地篇》雲：“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共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同舟共濟”本來的意思，隻是大家同乘一條船過河，而這裏則是指在遭到敵人攻擊或遇到困難時，兵士之間，部隊之間應當彼此互相救助，同心協力，團結一致，以克敵製勝。孫武用它來說明軍隊在作戰時，猶如同乘一條船而遇到大風，必須互相救助。“率然”是傳說中的一種蛇。《神異經·西荒傳》載：“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晉書·孫綽傳》載：“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傳說這種蛇多聚於常山。常山，即恒山，主峰在今河北曲陽西北，為我國五嶽中的北嶽。西漢時，為避諱漢文帝劉恒的“恒”字，改為“常山”。到了北周武帝時，又改為恒山。《神異經·西荒經》注：“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武設問，軍隊打仗可不可以使之像“率然”這種蛇一樣，攻其前而後至，攻其後則前至，攻其中則首尾至。回答是肯定的。現稱為“同舟共濟”，即在共同麵臨危難時，共同對敵以求必勝，提挈三軍若使一人。
《黃石公三略·上略》雲：“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孟子·公孫醜章句下》雲：“地利不如人和。”明朝張居正說：“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眾，弗能用也。”古之用兵，強調將與兵團結一致，強調使三軍如使一人。在強調部隊團結一心與“同舟共濟”的要求是一致的。
同舟共濟，從孫武的原意講，並非是說使將帥和士兵自覺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而是把軍隊置於不得已而互相救援、奮力拚殺的境地。相互仇恨的人同乘一條船遭遇風險時，尚能相救如左右手，在麵對共同敵人的戰場上，有組織、有約束力的軍隊就更當如此了。這種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攜手若使一人”的狀況，確實反映了那個時代將帥用兵的方法。在當時的戰爭中，把戰士趕到戰場，“如登高而去其梯”，上得去，下得來，能進而不能退，像趕羊群一樣，趨來趕去。而且，孫武、孫臏、吳起，以及曾國藩這些軍事家，都強調不惜殺戮大量士卒來驅使部隊作戰。士卒懼怕嚴刑，懼怕涉及家庭利害，因而不得不奮勇作戰。另一方麵，古代作戰，常會大量殺害俘虜，敗也不免一死，不戰則必死，後退則必死，戰則有求生之可能。在這種情勢下，隻有“同舟共濟”，共同對敵，才有生之契機。因而，孫武所強調的“同舟共濟”，完全是一種被動的性質。
公元450年，沈璞守盱眙（今江蘇盱眙），南朝宋將臧質兵敗，要求入城。幕僚認為，城裏地狹人多，若再接納敗軍，恐造成負擔，故主張閉門不受。沈璞卻說：“舟楫之計，固已久息，敵人的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見，就是那些幸存者，也要被驅趕到北國去做奴婢，臧質的士卒當然害怕啊！”因此，沈璞認為應該同舟共濟，共同退敵。於是開門接納敗退的部隊，合兵一處，共守盱眙。魏軍進攻，三旬不下，隻好燒掉攻具而退。
顯然，這和當今社會在治軍問題上所強調的“同舟共濟”有很大不同。我們強調的是將帥士卒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人與人之間，情同手足。要求每個人樹立全局觀念、整體觀念，嚴格執行命令，樹立密切協同的思想，形成完整的戰鬥力，以克敵製勝。
十八覆江岷樵（1）中丞
【原文】
來示，論兵勇短長，最為切當。仆於二月間，複魁太守書有雲：“嶽王複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複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雖語涉諧謔（2），實痛切之言也。今欲圖謀大局，萬眾一心，自須別開生麵，斬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將之，不雜入營稍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國藩之意，蓋與閣下若符契耳。添勇六千之說，昨因令弟達川，帶勇一千進省，即令其先將此勇趕緊赴皖，以備閣下爪牙之需。其餘五千，須俟船炮辦齊，水陸並進，乃可有濟。省申諸友及璞山（3）之意，皆欲急急成軍以出。國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東下，一以為四省合防之計，一以助閣下澄清之用，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炮並當，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為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戲成軍！倉卒一出，人盡烏合，器多苦窳（4）。船不滿二百，炮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麵，縱能迅達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鄙人愚見，總須備戰艦二百號，又輔以民船，載貨者七八百，大小炮千餘位，水勇四千，陸勇六十，夾江而下，明年成行，與麾下相遇於九江、小孤之間，萬始略成氣候。否則名為大興義旅，實等矮人觀場，不值方家（5）一哂（6）耳！明知閣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無益，不如遲而有備。且閣下初到廬江，辦宜將吏治民事，略為整頓，即陸路堵禦，本境剿匪，有隨身帶往之勇，有達川績往之勇，有李少荃（7）舊練之勇，亦尚足資捍衛。想卓裁定，以為然也。
【注釋】
（1）江岷樵：名忠源，湖南新寧人，湘軍將領。因鎮壓太平軍有功，後外遷至知府、湘北巡撫等職。太平軍攻克安徽廬州時投水自盡。
（2）諧謔：滑稽而略帶戲弄之意。
（3）璞山：即王鑫，璞山為其表字。曾國藩在整治團練之事時，曾協助共理。
（4）苦窳：粗劣。
（5）方家：原指深於道術之人，後指精通某種學問和藝術的專家。
（6）哂：譏笑。
（7）李少荃：即李鴻章，少荃為其字。安徽合肥人，道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為曾國藩幕僚。
【譯文】
來信說到官兵與湘勇的優點和缺點，甚為精辟恰當。我於二月間，給魁蔭亭太守的信中說：嶽飛如複生，或許可以使這些軟弱散漫的士兵脫胎換骨，但假如孔子再生，卻難以迅速改變軍隊中的惡習。”雖然這些話說得有些戲謔，但實在是切中時弊的肺腑之言。目前要謀劃大局，必須萬眾一心，才能別開生麵，改換天地；隻使用新招收的鄉勇，選拔忠義的紳士、文生作為他們的統帥，純潔隊伍，不混雜入伍稍久的士兵，也不使用過去守備以上的軍官。我的想法和閣下的意見完全相符合！需要增加6000湘軍的事情，昨天因為令弟達川帶兵1000員進省，當時即已命令他將這支部隊迅速帶赴安徽，以滿足您的急需。其餘5000，須等船炮辦齊，水陸並進，才能對您有所支援。省內諸位朋友和王鑫的意思，都是想趕緊編組軍隊出師。我認為此次從湖南招募楚勇東下，一方麵是為了4省的共同防禦，另一方麵也為幫助閣下清剿逆賊，因此，必須挑選訓練有素的士兵，配備優良的武器裝備，水師要船炮齊備，陸軍則須將士鬥誌昂揚，做好3年不歸的心理準備和經曆數百次艱難戰鬥的物資準備，豈能像兒戲一樣隨便組建軍隊，倉促出兵呢？如若士兵都是烏合之眾，武器裝備少又粗糙，船不足200，炮不夠500，那麼隻能是滄海一粟，大麵積上的一個黑點，不值得注意，即使能迅速到達安徽，對戰事又有什麼幫助呢？按照我粗淺的意見，總得準備戰艦200艘，還要有民船和載貨船七、八百艘輔助，大小炮千餘門，水兵4000，陸軍6000，沿江而下。明年辦完啟程，與您在九江和小孤山之間會師，那時才有可能成大氣候。否則，看起來像大興仁義之師，實際等於矮人看戲，不值得行家一笑！明知您急切地盼望湘軍增援，但倉促出師又沒有好處，不如延遲一段時日，等準備充分之後再出師。況且您初到廬江，也應該將官吏和民事稍微整頓一下，即使是陸地上需要防禦逆賊、境內需要剿匪，您有隨身帶去的部隊，又有達川隨後帶去的湘勇，還有李鴻章過去訓練的部卒，依靠這些部隊也足以保衛廬江了。我想讓您裁決，也會做出相同決定的。
【心得】
在這封書信中，曾國藩再三強調軍隊上下要團結一致、“萬眾一心”，以“圖謀大局”的謀略思想，另一方麵又提出軍隊武器裝備問題，強調軍隊的糧餉供應。
隻有團結一心，才能增強自己的戰鬥力，以爭取戰爭的勝利。因此，《孫子兵書》首篇即提出“令民與上同意”的問題，事實證明，大凡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的部隊，都可以在實戰中取得勝利。張預曾對此注解說：“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六韜·文韜·文師》雲：“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也是強調團結一心、上下一致，以爭取克敵製勝的觀點。兩軍相敵，爭戰廝殺，雖然決策定計權在於將帥，但要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仍然要靠全體官兵奮勇作戰。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全體士兵的奮勇作戰，再高明的決策也難以實現，任何戰爭也無法取勝。因此，孫武把“上下同欲”當作用兵打仗能獲取勝利的重要謀略之一，總結了治軍作戰的重要規律。
公元前周赧王年間，燕昭王用樂毅為上將軍，聯合6國之軍一同伐齊。燕昭王與樂毅意見統一，方略一致，樂毅在前線征戰，燕昭王不但賞賜樂毅家衣物，並派人帶大批禮物送給樂毅，立為齊王，以示信任。樂毅不受，回書向燕昭手表示誓死效忠。燕軍僅花費半年時間，連奪齊70餘城，僅剩兩座城池未攻下。
公元前279年，樂毅伐齊將要取得最後勝利時，燕昭王薨逝，燕惠王即位。當惠王為太子時，即對樂毅心有不滿。齊國田單乘機施行離間計，使燕惠王派騎劫代替樂毅。樂毅知道燕惠王居心叵測，怕回國後被殺，向騎劫交出兵權後便投奔了趙國。燕軍將士因此忿忿不平，軍心渙散，齊國轉敗為勝。這一段曆史，從正反兩個方麵說明了：臨敵作戰，“上下同欲者勝，上下不同欲者敗。”
十九興王璞山
【原文】
仆於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全愈。每念天下大局，極可傷痛。桂東之役，三廳兵尋殺湘勇於市，足下所親見也。江西之行，鎮筸（1）兵殺湘勇於三江口，傷重者十餘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兩次兵噪，執旗吹號，出隊開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二十四，臨莊諸君遇難，亦以鎮筸雲貴兵見賊逃潰，危敗不救遂致，斯痛！蓋近世之兵，孱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逆賊，而狠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勝於仇兵。曩（2）者己酉新寧李沅發（3）之變，鄉勇一躍登城，將攻破矣，諸兵以鳥槍擊勇墜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尤曾見疊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即各勇與賊事殷之際，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邪。不特勇也，即兵與兵相遇，豈聞有此營已敗而彼營冒險往救者乎？豈聞有此軍餓死而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仆之愚見以為，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弦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4）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5），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
【注釋】
（1）鎮筸：地名，在今湖南省鳳凰縣南。
（2）曩：以往，從前。
（3）李沅發：太平軍畢再浩的舊部，後投降清罩，一八四九年在湖南新寧再次起義。
（4）質直：正直，質樸而率直。
（5）劘：磨。
【譯文】
我於十六日到家，身體患了點小病，現今已經痊愈。每當想起天下大事，就十分痛心。在桂東打仗時，三廳兵在街上尋殺湘軍的情形，您是親眼看到的。在江西打仗時，鎮筸兵在三江口殺傷湘軍，重傷者就有10多人。7月13日、8月6日，省城發生兩次士兵嘩變，竟然執旗吹號，列隊打仗，都是因為官兵和湘軍不團結的緣故。7月24日臨莊眾人遇難，也是因為鎮筸、雲南、貴州等官兵，見了敵人就逃，看到我軍危急而不救援所造成的慘痛結果！現在的官兵，懦弱膽小極了，但偏偏善於妒功嫉能，與敵人作戰膽怯，騷擾百姓卻那樣勇敢。殘殺異己比殺敵還狠，仁義之心早已泯滅。沒有哪種仇恨勝過仇恨自己的官兵和鄉勇，而且對鄉勇的仇恨比對官兵更厲害。如過去的己酉年（即1849年），李沅發在斬寧縣叛亂，鄉勇們奮力登城攻戰，城將要被攻破時，官兵反而用鳥槍向攻城的鄉勇射擊，不少鄉勇墜城而死，無法接近城池。官兵殘殺鄉勇的事件，層出不窮。無論是各軍共同對敵，或各種軍隊與太平軍激烈戰鬥的時候，各路官軍對鄉勇從不救應。這樣的軍隊，要想靠他們取得成功，怎麼可能呢？不單單對鄉勇的態度是這樣，就是官兵與官兵之間也是如此。難道誰曾聽說過這一營戰敗了而另外一個營冒險前往救援的？誰曾聽說過這支軍隊快餓死了，而另一支軍隊肯從自己的糧食中分出一粒米給對方吃的？可以說，從來就沒有。因此，以我之淺見，要消滅太平軍，首先要各將領同心同德，士兵們萬眾一心，然後才能談到打仗的問題。根據現在部隊所存在的邪氣惡習和部隊調動的辦法，即使是聖人也難以指揮。要讓官兵上下一心，非要獨樹一幟，改變舊的製度和辦法不可，如不這樣，絕不能消滅叛賊。我的意思是需要訓練鄉勇萬人，一概從我們的士紳、文生中選拔，讓品德高尚又通曉軍事的人去統率，灌輸部眾忠君報國的思想，同時輔以艱苦嚴格的軍事訓練，相互激勵和磨練，即所謂諸將同力、萬眾一心。這樣的軍隊才有希望馳騁中原，蕩平敵寇。
【心得】
在這封書信中，曾國藩所論述的仍是軍隊的團結問題。他強調隻有“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而後可以言戰”。
曾國藩這個理論極為重要。《論語·學而》說：“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指出“以和為貴”的重要性。從軍隊建設來看，所謂“和為貴”就是指士卒上下之間，以大局為重，和睦相處，臨敵作戰才能團結一心，同舟共濟，互相支援，以取得戰爭的勝利。《將苑》也指出：“用兵之道，要在人和。人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群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取勝於匹夫，況為人乎。”“人和”的重要性，這裏講得很明白，但如何做到“人和”呢？這就必須先從將帥做起。
一是要推功於人，攬過於己。西漢名將衛青，在這方麵堪稱楷模。據《漢書》記載，衛青不僅英勇善戰，而且有大將的品德和氣度。他曾親奉騎兵，七次出擊匈奴，屢獲大勝。然而，他從不居功邀封，總將功勞歸於漢武帝與眾將，因而深得部屬的愛戴。
二是嚴於責己，知錯即改。在這方麵，戰國時的廉頗最具代表。廉頗起初曾居功自傲，影響團結，但由於他後來能幡然省悟，向藺相如“負荊請罪”，終於使得“將相和”，兩人還因此成了“刎頸之交”。
三是折節容下，寬以待人。據《三國誌·吳書》載：三國時的周瑜，不僅是一位足智多謀的軍事統帥，而且是一位豁達大度的謀略家，並非《三國演義》中，那個心胸狹窄、不能容人的形象。而程普則是東吳一員戰功卓著的老將，由於年高資深，被人尊稱為“程公”。程普初時自恃不凡，不把年輕的周瑜放在眼裏。當周瑜被任命為東吳全軍的統帥，程普更是不服氣，還多次尋釁侮辱周瑜。但周瑜從不計較，一直非常尊重程普，並主動前往程府探視相請教，終於使老程普感動得說：“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酒，不覺自醉。”
四是相互協作，榮辱與共。明代的戚繼光非常重視官兵之間、士卒之問相互救助的行為與情誼，並將其明定為一條令予以推行。他在《紀效新書·陣令篇》中規定：“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一甲被圍，別甲不救：一隊被圖，本哨各隊不救；一哨被圖，別哨不救，致令失陷者，具法斬其哨、隊、甲長。”相關這類近乎連坐性質的條文，還有許多，其目的就是讓大家自覺地從整體利益出發，互相救援，團結一心，共同殺敵。
可見，部屬間的和睦互助與協調一致，不是憑空得來的。“和”，乃是將領自身修養與統率藝術高度結合的產物。“和”，來之不易，影響巨大，以和為貴，獲得團結與友誼，比什麼都重要。
為了達到團結一致的教育與目的，還可以采取“和稀泥術”。“和稀泥術”是指為了平息爭執雙方的怒氣，調解其糾紛，緩和其矛盾，而采取的一種不論雙方是非曲直，不給雙方懲罰的解決方法。
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任命元誌做洛陽令。有一天，元誌乘車上街，遇到禦史中尉李彪的車迎麵而來。按當時封建階級禮節，職位低的官吏應向職位高的官吏讓道。可元誌是一個不避強權的人，堅持不讓道，於是兩個人爭吵起來，一起到孝文帝那裏去請求評理。李彪說：“禦史中尉是皇帝的近臣，元誌作為一個地方官，不讓道就是和禦史中尉對抗。”元誌卻說：“我是皇帝指派國郡都在的地方長官，凡住洛陽的人，不管是誰，都編在我主管的戶籍裏，我為什麼要讓路給禦史中尉！”由於李彪和元誌都是孝文帝的忠實臣僚，孝文帝不便說誰長誰短，也不好指責並懲罰誰，於是孝文帝便運用“和稀泥術”，說：“洛陽，是我的豐沛（指帝王的故鄉），應自分道揚鑣。自今之後，可分路而行。”
對於不涉及重大原則的一些矛盾、糾紛，采取“和稀泥術”，既可以避免雙方積怨愈來愈深，傷害感情，且有助於緩和矛盾，又可以減輕領導者的工作負擔，免得被繁雜瑣事困擾。唐代宗對待駙馬郭暖“打金枝”一事的處理，與其說他是開明大度，還不如說他采用了“和稀泥術”。據《資治通鑒·唐代宗大曆二年》記載：唐代宗的女兒升平公主與郭子儀的兒子郭暖（即駙馬）吵架，郭暖動手打了升平公主。升平公主將郭暖說的不敬之言告訴父皇，郭子儀親自綁縛郭暖向代宗請罪。代宗笑著說：“俗話說“不疾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們吵架，何必當真呢！”於是一場風波就這樣平息了。
所謂的“和稀泥術”，是指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解決矛盾、平息事態的一種策略，不是為保存“一團和氣”做交易，以犧牲事業作為代價的妥協退讓行為。
就今天的商業社會而言，也應講求團結，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意即和睦招致吉祥，不和睦則招致災禍。這是舊時調解糾紛時常用作勸慰的話。《漢書·楚元王傳》劉向雲：“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在一個企業裏也是如此。
“和氣致祥”，即“和氣生財”。在日本一家電池廠裏，有一間“思想健康管理室”，它的用處據說是排難解紛，旨在促進廠裏上下左右的和睦、友愛。它應用了教育學、心理學的某些原理，因而產生了一定的效果。
所謂“思想健康管理室”，是由空蕩蕩的五廳一室所組成。
第一廳，迎麵掛著一麵大鏡子，鏡子下麵畫一雙白粉腳印，鬧別扭的雙方進來之後，要麵對鏡子，站在腳印上，各自看清自己的表情。據說，當此之時，因為鏡麵上出現的形象，不是“怒發衝冠”，就是嘴歪眉豎，當事人左看右看的結果，難免自愧其醜，於是在不自覺之間會使“火氣”下降，對立情緒減輕。
第二廳牆壁上掛著一排哈哈鏡，鬧別扭的雙方進來之後一樣要先照鏡子。據說這樣可以使大家露出笑顏，使緊張情緒一下子緩和下來。最後照的是一麵正常的平麵鏡，據說目的是使人從畸形的幻境中，忽然恢複本來麵目，這有助於情緒歸於平和，此時如能回過頭想想，就會知道應當正確、公平地對待別人，不可把別人看得一無是處，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完美無缺。
第三廳叫作彈力球廳。這裏的天花板上吊著一個勾子，地板上也釘著一隻勾子，兩勾之間用鬆緊帶係著一顆球，對立者分別用力去擊球，由於彈力和慣性的緣故，擊出去的球反而會彈回自己的臉。這意思是說朋友之間相處，爭執雖然難免，但不可做得過分，你全力打擊別人，那反作用力也將回應到你自己身上。
第四個廳叫“傲慢像廳”。廳內紮了一個大草人，外貌趾高氣揚，瞪眼吹須，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樣。草人旁邊掛著一根棒子，每人進去打三下，意思是打掉傲慢態度，提醒自己今後不再盛氣淩人。
第五個廳裏麵掛著許多相片，分兩邊裝在鏡框內，一邊是和顏悅色、專心致誌於學習和工作的英厚青年的照片；另一邊則是在酒吧裏鬼混、打架，外觀不雅的小夥子的照片。兩相對比，請君“自省”。
最後一間是談話室。到這裏雙方水下來好好交談，心平氣和，前嫌盡釋，和好如初。
二十興魁蔭亭（1）太守
【原文】
國藩以前月下旬，於寓中設審案局，十日內已戮五人。世風既薄，人人各挾（2）不靖（3）之誌，平居造作謠言。幸四方有事而欲為亂，稍待之以寬仁，愈囂然自肆，白晝劫掠都市，視官長蔑如也。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4）紛起，將來無複措手之處，是以，壹意殘忍，冀回頹風於萬一。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事所迫，非是則無以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蓋與閣下為政，夙心頗相契合也。前信已封未發，適接來書，蓋多至論。就現在之額兵練之，而化為有用，誠為善策。然習氣太盛，安能更鑄其麵目，而蕩滌其腸胃？恐嶽王複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複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故鄙見，竊謂現在之兵，不可練之而為勁卒。新募之勇，卻可練之，便補額兵。救荒之說，自是敝邑與貴治急務，然公帑既難於四頒，而民間又無可多捐，雖有善者，亦不過補救十一。偵探本當今第一急務，張製軍北去時，曾與弟約，每日一信，今去已久，僅接二書。下遊消息，亦未細敘。初六得江西信，知粵匪於十一破九江，十七陷安徽，廿五又去安慶，而東下矣。湖南去賊日遠，籍可少息。
【注釋】
（1）魁蔭亭：即鹹豐時湖南寶慶知府魁聯。
（2）挾：心裏懷著怨恨。
（3）不靖：不安定。
（4）鼠子：鄙視他人的言詞，猶如說“鼠輩”。
【譯文】
我上個月下旬在寓所設立了審案局，10天內殺了5個人。由於社會風氣的刻薄，世人又各自抱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對我憑空捏造了許多謠言。恰好此時各處鬧事，貧農會黨又欲叛亂，對他們稍加寬仁，他們的氣焰則更加囂張，竟蔑視長官，肆無忌憚於光天化日之下在城市裏劫掠。對這些人不使用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則將會有更多和他們一樣的人出現，將來就無從下手處置他們了。所以，我堅持對他們實行殘酷鎮壓，以達到扭轉一點社會頹風敗俗的目的。並不是我這個書生愛開殺戒，完全是形勢所迫，不這樣做就不能夠鏟除強暴，安定懦弱的庶民百姓。我與您同時從政，夙願是相同的。前一封信寫好了，但尚未寄出，剛好又收到您的來信，就多談一些。如果就以現在國家的軍隊，經過訓練把他們變成素質良好而有用的兵勇，那是最好不過的辦法。然而，他們的腐敗習氣已經過於嚴重，豈能重新改變他們的麵貌，從本質上洗刷他們內在的汙濁呢？嶽飛若能複生，用半年的時間或許能把這支軍隊的武藝訓練好；但若使孔子複生，花費3年的時間也改變不了他們的惡習。所以，以我之見，現有的士兵因陋習已根深蒂固，是無法訓練成有戰鬥力的軍隊，而新招收的兵勇卻可以練好以代替現有的武備。關於救荒的問題，是我這裏和你那裏的當務之急，但公款既難於四處頒用，而民間又無法征收捐稅，雖有善良的人給予捐款，也隻能補救極小部分。搜集軍情本來應是當前的第一要緊大事，張製軍在北去時曾和我約定，每天通一封信，現在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僅接到他的兩封來信。關於長江下遊的情況也寫得不詳細。本月初六我收到從江西來的一封信，獲悉太平軍於11日攻破九江，17日安徽失陷，25日占領安慶後東下。太平軍離湘南越來越遠，借此機會正可以稍作休息。
【心得】
曾國藩在這封書信中主張以重刑治理亂世，堅持嚴刑峻法。
的確，所謂治亂世用重典，矯枉必須過正。“矯枉過正”較早見於《越絕書》，作“矯枉過直”。《鹽鐵論》也有此語，作“撓枉者過直”。《漢書》始作“矯枉過正”，該書在《諸侯王表》前麵的序言中說：“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可謂播枉過其正矣。”唐朝的學者顏師古注道：“橋，與矯同。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有失中也。”
據《後漢書·仲長統傳》載：仲長統的論著《昌言·理亂篇》中，也出現過此語。仲長統，字公理，漢獻帝時曾任“尚書郎”等官職，為人倜儻，直言無忌；他對當時衰亂的局勢頗有不滿，常常說古論今，表示憤慨。他的《昌言》，就是在這樣的情緒下寫成的，共34篇、10餘萬言。《理亂篇》中有這樣幾句：“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逮王清世，則複入於矯枉過正之險。……上《後漢書》作者範曄，在《仲長統傳》中評論說：“……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在這一句下麵，有注說：“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可見，早在戰國時期的孟軻，就已經說過“矯枉過直”這樣的話了。
《後漢書》在評論馬武等所謂“中興二十八將”的功績和漢光武帝糾正前漢封賞功臣過重的缺點時也說：“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誌。”這一句下麵，又有注道：“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但是，《後漢書》武英殿本（清朝乾隆年間的校印本），卻在這個原注之下，加注道：“今本《孟子》無此語。”大概，早先的《孟子》中是有“矯枉過直”和“矯枉者過正”等語的，而後來以至現存的《孟子》，則已失傳了有關的章句。因此，孟子最初說這句話的含義是不可考了，而後來的人則都把它用作“過火”、“過分”，比喻糾正某種缺點或偏差而做得過了頭的意思。
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團體、部門，當某一不良風氣或不良習慣出現時，作為領導者，要糾正這一個偏差，采用不偏不倚的中庸辦法，常常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急切解決問題的領導者，常采用矯枉過正的方法。采用這個方法，如同要弄直一根彎了的竹竿或扁擔，如果隻是把彎了的竹竿或扁擔壓到正直或水平位置，是難以達到目的的。隻有把彎了的竹竿或扁擔壓到與彎度相反的水平或垂直線之外，待彎了的竹竿或扁擔慢慢彈回，才有可能使其達到“正”、“直”的標準。
二十一與儲石友（1）
【原文】
弟移駐衡城，公私平順。每念天下大局，不堪再有失壞。意欲練勇六千，概求吾黨忠義樸誠之士統領，而一歸江岷樵調度，以為澄清海宇之具，而紓君父宵肝（2）之憂。昨閣下稟來，即令魏崇德歸湘，補招一百，合成一營，茶陵安仁之事，經塔副將（3）一戰成功。其善後事宜，搜捕餘匪：妥撫難民，請閣下與周守備妥為辦理。諸勇在外，須約束嚴明，秋毫無犯，至要，至要。待安仁一案辦理完畢之後，即與周守備，帶勇同來衡城，商議一切。在外無事，每日仍須認真訓練。將來到衡，恐為日不多即須東征，不得多加操練之功也。
【注釋】
（1）儲石友：名玫躬，字石友，鹹豐四年進攻寧鄉時兵敗被殺。
（2）宵肝：古代用以形容帝王勤於政事。
（3）塔副將：即塔齊布，字智寧，滿州鑲黃旗人，清軍參將，屠殺太平軍的劊子手。
【譯文】
弟自從移防衡州以來，公事私事都很順心。每當思慮到天下的大局時，我認為無論如何都不能再讓國家的領土喪失了。我的意思是要訓練湘勇6000人，一律選拔紳士中有忠肝義膽、誠實正直的人去奉領，統一歸江忠源指揮，作為掃除天下叛賊的工具，以解除皇上為國家安寧日夜操勞的憂慮。昨天收到閣下的來信，便立即命令魏崇德回湘鄉，補招100名鄉勇，編為一個營。茶陵安仁的事情，經過塔齊布副將軍指揮，一戰取得成功。有關善後事宜，如搜捕殘餘的土匪、安撫群眾百姓，請您和周守備妥善地辦理。軍隊在外，要嚴加約束，做到紀律嚴明、秋毫無犯，這是最重要的。等安仁一案辦好之後，您立即和周守備共同把軍隊帶到衡州來，以便商議一切有關事宜。在外無事時，每天仍然需要抓緊時間認真訓練軍隊。將來到衡州，恐怕沒有多少日子就要東征，那就沒有更多的時間、工夫來訓練軍隊了。
【心得】
曾國藩在這封書信中，強調軍隊必須紀律嚴明、與民秋毫無犯，堅持從嚴治軍的謀略思想。
秋毫無犯，原文見於《史記》。據《史記·項羽本紀》載：“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吳口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史民，封府庫，而待將軍。’”《後漢書·岑彭傳》亦雲：“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這些都強調：治理軍隊，必須嚴明紀律。所謂秋毫無犯，就是形容軍隊紀律嚴明，對百姓無一絲一毫的侵犯。紀律是軍隊的生命，無紀律的軍隊無異於一群烏合之眾，在軍事活動過程中，隻有維護民眾的利益，才能贏得民眾的支持，立於不敗之地。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為了維護人民利益的，因而部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建軍初期製定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建國以後，隨著軍隊的正規化建設進程，軍隊的各種條令條例日臻完善，從根本上保證了軍隊具有鐵的紀律，因而得到了人民高度的信賴，廣泛的擁護和支持，攻必克、戰必勝，所向披靡。
在元末起義軍中，朱元璋的軍隊紀律最為嚴明。朱元璋認為，隻有“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才能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支持，也才能奪取戰爭的最後勝利。在攻破和州後，朱元璋被郭子興任命為和州總兵官，他上任後發現官府、軍隊中有擄掠民女的現象，當即召集將領道：“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第二天，他把和州城中的男子和所擄掠的婦女叫到州府前，讓他們相認，如果是夫婦的，可以離去。朱元璋采取的這個措施使人民“家室得完，人民大悅”，為其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史記·淮陰侯列傳》載：秦朝末年，項羽聽說劉邦奪取了關中，並派兵守關，以拒絕其他諸侯軍，非常惱怒，準備攻打劉邦。項羽的季父項伯與劉邦的謀士張良是故交，於是項伯連夜把這一危急情況告訴了張良。劉邦對項伯說，他的軍隊進入關中，軍紀嚴明，“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迎接項羽的到來，故不必擔憂。
後周世宗柴榮派兵三次兵征南唐，頒發詔書，曉諭王師所至，秋毫無犯，望百姓切勿驚逃。由於軍紀嚴明，終將南唐軍隊打敗。北宋趙匡胤西取後蜀，攻打四川，臨行前，他誡諭諸將說：吾欲得者，僅蜀地也。軍營所至，不得焚蕩廬舍，毆掠吏民，盜發丘墳，剪伐桑柘。違者定以軍法從事。大軍紀律嚴明，所向披靡，平定了後蜀。
公元69年，羅馬皇帝奧托與維提裏烏斯進行內戰。奧托的軍隊出征時，濫殺無辜，所經之地大肆焚燒、蹂躪和搶劫。起初，奧托軍隊所到之處，田地裏到處都有人在耕作，家家戶戶的門也都敞開著，田莊的主人們帶著妻子兒女趕來歡迎軍隊，但人民沒想到的是，遭到的卻是戰爭的慘禍。奧托的軍隊一路騷擾民眾，為他日後的統治種下了禍根，盡失民心，幾個月以後，奧托即為他人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