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隋煬帝一聲令下能使8萬多人為他拉龍船；慈禧太後一發威，建海軍的錢隻能用來修建頤和園。不管有多少人反對，仍然無濟於事。其實，像阿桂這樣明智的建議，隻要稍有智力的人都知道是有道理的，但因為不合皇帝之意，結果依然被否決。雖說中國曆來也有權力製約，也有律例，也有諫臣，然而，又有幾個人敢違背皇帝的旨意？即便有，隻要一道聖旨將其革職，那麼這種人不僅失去說話的權利，恐怕連性命都難保了。
六當量為簡汰
【原文】
臣今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複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
驟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1），蓋亦當量（2）為簡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3），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恒（4）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而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車益不兢（5）。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未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開國，本不藉（6）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7）之大動，回疆金川之殊烈（8），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9），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為明效大驗也。八旗（10）勁旅亙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翊衛（11）京師，以少半（12）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國初至今未嚐增加，今即汰綠營五萬，尚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13），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不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征調外兵，該省兵二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
【注釋】
（1）劣弁羸兵：品格低劣、身體病弱的士兵。弁：武官稱弁，清代專指管理雜務的武官。羸：瘦弱。
（2）量：考慮、斟酌。
（3）弛殆：廢弛危險。
（4）恒：常。
（5）軍益不兢：軍隊戰鬥力日益下降。
（6）藉：借。
（7）三藩準部：清封明代降將耿仲明為靖南王、尚可喜為平南王、吳三桂為平西王，稱為三藩。後因反清皆為清政府平定。準部：指蒙古準噶爾頭目噶爾丹等人勾結沙俄叛亂。後經康熙、乾隆多次出兵才平息叛亂。
（8）回疆、金川之殊烈：回疆：指新疆（南疆）布拉敦兄弟（皆回族首領，故曰“回疆”）叛亂自立為國（又稱“大小和卓叛亂”），後被清軍討平。金川：指乾隆時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入侵小金川，後為清軍征討。殊烈：特殊的功勳。烈：功業。
（9）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川楚之師指白蓮教支派混元教在湖北、四川等地起義，後被清兵鎮壓。英夷之役指鴉片戰爭中清軍與英軍的戰鬥。
（10）八旗：滿族首領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年間首創，初期兼有軍、政、農（牧）三能，後為專門的兵籍編製。以旗色為標誌，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後增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所以稱八旗。後又有漢軍八旗。
（11）強半翊衛：強半：大半。翊衛：輔助守衛。翊，護衛。
（12）少半：小半。
（13）本末：這裏指全局與局部，即裁員的利弊。
【譯文】
現在臣下冒昧建議：請裁減兵員5萬，仍然恢複乾隆四十六年以前的狀況。然而，突然一下子大幅裁員，會擔心生出變故，因此實行兵員空缺後不征集補充的辦法，就可以慢慢實行而萬無一失。醫生治膿瘡，必須先挖掉腐爛的皮肉，敷藥之後，再讓新肉生長。那些品格低劣、體格瘦弱的士兵應該裁減，這些都是腐肉；而讓新肉生長的辦法就是加強訓練。如果不從這兩方麵下手，那麼軍務廢弛腐敗還不知要到什麼程度為止。自古以來，各朝建立之初，都是軍隊很少，但國家卻很強盛。然而到後來卻是軍隊越多，力量越弱；糧餉越多，國家越窮。北宋中期軍隊的兵員常常保持在125萬人，南渡以後增加到160萬人，但戰鬥力卻日益下降。明朝養兵多至130萬，後期又增加18萬，而明軍的實力卻越來越弱。大清開國建業本來就沒有靠綠營兵的力量，康熙以後綠營兵雖然屢次立功，但在平定三藩和準噶爾叛亂中立功的，以及在南疆和大小金川建立特殊功勳的，都是乾隆四十六年以前的軍隊。到次年增加兵員以後，像湖北、四川與白蓮教作戰的軍隊，像中英戰爭中與英軍作戰的部隊，戰鬥力反而遠不如從前。如此看來，兵貴精而不貴多的道理十分明顯。無敵天下的八旗軍，人數經常保持在25萬之內。用其中一大半守衛京城，一小半駐防全國，整個國家的山河要塞都被八旗軍駐防。從開國到現在，即使沒有增加兵力，現在裁減5萬綠營兵，也還有漢兵50多萬，和八旗軍相比仍有兩倍之多。權衡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對比古代與現在，確實找不出不能裁減兵員的理由。最近廣西綠營兵有紛紛征集外地兵的做法。該省軍隊編製2．3萬人，而外地士兵就有1．4萬，聽說竟沒有一個能用。廣西如此，其他省份也就可想而知了。講到這裏就應該為長遠的利益考慮。
【心得】
“兵貴精而不貴多”是曆代將領共有的一種觀點與信念。《晉書·杜預傳》雲：“以計代戰一當萬。”此言即是強調謀略在戰爭中的重要性。高明的將帥都主張“兵貴精而不貴多”，強調應充分運用計謀，以計謀代替戰爭，發揮以一人頂萬人的作用。
公元前1037年2月，周殷在牧野展開大戰，周武王親率戎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5萬人及其他各部族的軍隊，士氣旺盛，戰力充沛；殷紂王發兵17萬（一說70萬）倉促應戰，這些兵大部分是臨時征集的奴隸和戰俘，士氣低落，戰力缺乏。周軍以成集團方陣的大量戰車甲士猛襲，實施中央突破。殷軍一觸即潰，全軍覆沒。
前燕攻齊廣固之戰就是一個計妙兵精的戰例。十六國時，前燕將軍慕容恪討伐段寵，將其困於廣固城裏。當時軍中有人勸慕容恪迅速攻城，慕容恪則認為，用攻城的方法對付敵人是最下策，非不得已不用之。此時敵人雖城高池深，但兵多糧少，外部沒有強大的援助，應當緊緊地圍困之，再慢慢地攻取，這比直接、迅速攻城效果要好得多。慕容恪還指出，當前段寵的兵將很多，又占據險要地勢和堅固城池，上下齊心合力。如果此刻使盡全部兵力拚死強攻，也許幾十天後能攻下城來，但那時己方的傷亡未必少於敵人。於是慕容恪下令於城外修築營壘，做好長期圍困的準備。廣固城內的齊軍因內無糧草，外無援兵，不久就兵敗城破。
諸葛亮陽平退魏之戰，也是一個計妙兵精的典型戰例。三國時期，諸葛亮領兵伐魏，屯兵陽平（今陝西勉縣）。他派魏延等將領合兵東進，隻留下1萬多人駐守陽平城。魏將司馬懿率兵20萬迎戰蜀兵，因與魏延錯開道路，一直前進至距陽平城僅60餘裏的地方。蜀兵聞訊大驚失色，因為此時想要調回魏延的軍隊反攻司馬懿肯定來不及。然而諸葛亮鎮定自若，他知道司馬懿生性多疑，決心用計抵退魏兵。他先命令士卒放倒旗鼓，不得隨便出城；接著又令士兵大開四麵城門，並派人在城門口灑水打掃。司馬懿認為諸葛亮一向謹慎小心，忽見如此情景，料想城內必有大量伏兵，於是撤軍退至北山，陽平之危頓解。事後司馬懿得知真相，十分後悔。
公元383年，前秦主苻堅命苻融等統軍25萬為前鋒，親率步卒60萬，騎兵27萬，衛隊3萬攻打東晉；東晉派謝石等統軍8萬迎戰。雙方大戰於淝水，秦軍一敗如水，晉軍大獲全勝。
唐軍計取江陵也是以計代戰、“兵貴精不貴多”的生動戰例。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將李靖、李孝恭率戰船2000餘艘，自夔州（今四川奉節東北）沿長江而下，討伐梁王蕭銑。一路上勢如破竹，連克荊門（今湖北荊門縣）、宜都（今湖北宜都縣）和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西北），兩次擊敗蕭銑將領文士弘的進攻。不久，大軍逼近湖北江陵，占領梁軍水軍基地，繳獲大批戰船。奪得這批戰船後，李靖令部屬將這批戰船全部拋至江中。部屬不解其意，問他為何不將這些戰船收為己用？李靖解釋：“梁地遼闊，我方孤軍深入，若江陵無法攻下，其援軍趕到，我軍必將兩麵受敵，進退下得，增加一些戰船沒有用處。現在讓這些戰船順流下漂，梁援軍看見，必然以為江陵已失，不敢輕進，這樣，我們將贏得攻取江陵的時間。”果然，救援蕭銑的軍隊看到滿江戰艦，不敢輕進。蕭銑在江陵城中外援斷絕，精疲力盡，最後下得不投降，唐軍遂進占江陵。
再如拿破侖進軍米蘭之戰。公元1800年5月，拿破侖親率預備軍團6萬餘人，翻越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平原。當時，意大利軍團在熱那亞被奧軍圍困，米蘭是奧軍後方基地，無重兵把守。選擇哪一種方案，對戰局都將產生決定性影響。如果向都靈進軍，可以直接攻擊奧軍主力，開辟一條新交通線，但奧軍兵力強大，法軍退路有被切斷的危險。如果前往熱那亞支援，雖然可以挽救意大利軍團的厄運，但法軍的後方相交通線則處於奧軍的夾擊之中。如果直取米蘭，必然道致意大利軍團全軍覆沒，但卻能奪取奧軍的補給地，進而切斷奧軍與本上問的聯係，可使法軍有暢通的道路，無後顧之憂，安全而有利。拿破侖考量全局，審時度勢，權衡利弊，決定直取米蘭。結果，法軍一舉切斷奧軍賴以生存的交通線，扭轉了北意大利戰局。
普法戰爭時期，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奧厄施泰特戰役中，法國拿破侖統帥法軍，普魯士勞恩什維克指揮普軍，在耶拿附近，9萬法軍擊敗15萬普軍，在奧厄施泰特，2萬法軍擊敗近7萬普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途島大戰中，美軍太平洋地區司令尼米茲指揮27艘軍艦和23艘輔助船隻、348架作戰飛機，於1942年6月5日、6日擊敗了來犯的日軍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指揮的包括8艘航空母艦在內的各種艦艇150艘，飛機1000餘架。
海灣戰爭，伊拉克軍隊和美軍為首的多國部隊，在數量上隻是均勢，可質量上的差距就決定了伊軍的敗局。
以上所舉戰例，都說明了精兵強將在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
戰爭越發展，科學技術越發展，兵在精不在多的謀略越重要。
七裁汰之法
【原文】
臣聞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鎮簞（1）、江南之壽春（2）、浙江之處州（3），天下不過數鎮。裁汰之法：或精強之鎮不動，而多裁劣營；或邊要之區不動，而多裁腹地；或營製太破歸而並之；或泛防太散撒而聚之，是正在兵部之精審，督撫之體察，未可鹵莽以從事耳。誠使行臣之說，缺出不補，不過六年，五萬可以裁軍。以一馬二步（4）計之，每年可省餉銀一百二十萬，十年以外於經費大有裨益（5）。此項銀兩不輕動用，督撫歲終奏解戶部，另行封存，專備救荒之款，永塞開捐之路。養兵，為民也；備荒亦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愛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天子無所私利於其間，豈非三代公心，賢於後世搜刮之術萬萬者哉！
【注釋】
（1）鎮簞：地名，即今湖南鳳凰縣。
（2）壽春：今安徽壽縣。
（3）處州：今浙江麗水。
（4）一馬二步：指一名馬兵、二名步兵的費用。
（5）裨益：增益補缺。裨：增加。
【譯文】
我聽說，各省綠營兵中稍有名氣的不多，比如湖南鎮簞兵、江南壽春兵、浙江處州兵等，全國也不過這幾個地方。裁減的方法就可以不動精幹的軍營而裁減低劣的軍營，也可以不動邊防和要塞地方的軍隊而多裁減內地的軍隊，可以將營防設施太破舊的軍隊合並，也可將太分散的軍隊合並。總之，要靠兵部官員精心審定，各省捉督、巡撫認真考察，不能魯莽行事。如果認真照這個建議實行，兵員出缺後不補，用不了6年時間，5萬軍隊就可以裁減完畢。以一名馬兵、二名步兵所需的費用計算，每年可以節約糧餉120萬。實行10年對國家經費開支一定大有好處。這項節省下來的銀兩不能輕易動用。提督、巡撫每年年終將款項押送戶部，戶部單獨封存起來，作為救災的儲備款。這樣就能從此堵住開捐買官的路子。養兵是為了百姓，備蓄也是為了百姓，而堵塞開捐之路以使官場清廉，尤其是愛民的最好辦法。皇帝在此沒有一分的私利可圖，夏商周三代聖君的公益之心不足比後代那些搜刮百姓的辦法要賢明萬萬倍嗎？
【心得】
舊時的文人一說起三代、五帝就誠惶誠恐、驚佩得五體投地，殊不知他們所崇尚的堯舜聖君事跡都是儒家學者經師們偽造《尚書》的相關篇章而編造出來的。而末儒們便依據書中《大禹謨》裏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等胡話，捏造了“三代傳聖心法”的道統。於是隻知死讀聖賢書的腐儒們便一代代地對三代聖君頂禮膜拜，而後世的帝王莫不期許自己成為“聖明”的天子。
然而，中國曆史上幾百個皇帝除了所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幾個少數帝王外，又有多少是出色的人物？盡管他們之中有的是暴君、有的昏庸無道，但依然是操控萬民生死大權的權威。
“君聖臣忠”是儒家的君臣理想規範，但臣子篡位者比比皆是，帝王之家互相殘殺者層出不窮。項羽與劉邦爭霸，項羽要殺掉劉邦的父親，而劉邦竟說，你要殺我的父親煮成肉湯，那就分一碗給我喝吧。梁武帝立蕭綱為太子，致使諸弟之間釀成深仇。後來侯景作亂，武帝的侄子蕭止德把侯景引入都城，他不僅自稱皇帝，還與侯景約定，攻城之後要殺掉叔父武帝和堂兄弟蕭綱。
曾國藩幻想用裁減兵員的糧餉來賑濟災民，並由專人及專門機構來保管，但這隻能是一種空想。曾國藩以前的曆朝做不到，曾國藩所處的時代就更做不到，所以大清王朝日益走向衰亡之路。
曾國藩提到“以治為勝”的謀略，《吳子·治兵第三》曾記載：“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以治為勝是軍隊靠嚴格治理以獲取勝利的謀略。如何才能“以治為勝”？吳起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麵：第一、軍隊要令行禁止，像“父子之兵”那樣，軍令一出，全體遵行；第二、治軍要“敦戒為先”；第三、將領要有果敢決心。
從曆代兵家所總結的治軍經驗來看，其有實用價值的治軍方法是：明確目標，製定標準；居安思危，常備不懈；教戒為先，嚴格訓練；信賞必罰，嚴明軍紀；身先士卒，為人師表；廣集良才，任賢使能；愛兵愛民，以恩悅人；以和為貴，團結為重；富國強兵，軍國大計；改進裝備，精良武器；敢冒風險，改革軍製；著書立說，理論先道。
明朝時期，民族英雄戚繼光抗倭時，施行“以治為勝”的謀略，從礦工和貧苦農民中募兵，組成軍隊，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於是，一支著名的“戚家軍”就成立了。戚家軍守必固，攻必克，殲滅倭寇，屢建奇功。
此外，從其論述中可以看出，曾國藩主張“為民”、“愛民”、“天子無私利”、“塞開捐之路”等措施，強調以治待亂《孫子兵書·軍爭篇》雲：“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治，包括內容很廣，國家治可求安，軍旅治可求勝。戰爭勝負，最終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實力。國家政局不穩，動亂不堪，經濟凋敝，在外患來臨之時，就不可能取勝。兩國交戰，治者勝，亂者敗，古之常理。一個國家、一支軍隊的“治”，非朝夕之功，而是靠日積月累。
公元前564年，晉悼公時，晉以治聞名。晉伐鄭，鄭求救於楚。楚軍晝夜兼程，想趁晉軍不備，借暗夜掩護，直至晉軍營門，使晉軍無法出營列隊。晉軍麵對不利局勢，絲毫不亂，於營內從容平灶掩井，排列陣勢，並以“二一分四軍”之法對付楚軍，使楚軍疲於奔命。楚軍本想出其不意進攻晉軍，以造成晉軍內部慌亂，卻被晉軍從容瓦解。
公元383年，前秦王荷堅以90萬軍隊攻晉，時東晉總兵力不超過15萬，局勢危急，朝野震動。執掌朝政的宰相謝安竟從容出遊，照常會見親朋好友，並命謝玄和他下棋。之後，又獨自出遊，當夜方歸。但在這平靜之中，他看到了秦軍的上下離心，將士厭戰。於是，沉著果斷地調兵遣將，大敗秦軍。唐代大詩人李白詩讚：“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驚慌必失措。君心搖則臣心動，將心搖則軍心動。自古謀略家都把鎮定持重、處事不驚視為修養要則。
一個國家、一支軍隊、一個社會團體，莫不須勵精圖治。隻有嚴治，才能使惡人畏懼，防止動亂；隻有久治，才能國泰民安，人心歸向。唯有以治待亂，才能獲致勝利。
八訓練之道
【原文】
若夫訓練之道，則無視乎皇上精神之所屬。臣考本朝以來，大閱之典舉行凡二十餘次。或於南苑，或於西廠，或於盧溝橋、玉泉山。天弧（1）親禦，外藩從觀，軍容一肅，藩邪破膽。自嘉慶十七年至今，不舉大閱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勞而強，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營之兵既不經戰陣之事，又不見蒐狩（2）之典，筋力日懈，勢所必然。伏求皇上於二一年之後行人閱之禮，明降諭旨，早示定期。練習三年，京營必大有起色。外者營武，勢難遽遍（3），求皇上先注意數處，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鎮之中，有十餘鎮可為腹心，五十餘萬之中，有十餘萬可為長城（4），則緩急（5）之際，隱然（6）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澤之猛士雲興，在我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龐籍（7）汰慶曆兵八萬，遂以大蘇邊儲。明臣戚繼光（8）練金華兵三個人，遂以蕩平倭寇（9）。臣書生愚見，以為今日論兵，正宜法此二事。謹抄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減兵三案進呈。伏乞飭下九卿科道（10）詳議。斯（11）道甚大，臣鮮閱曆，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奏。
【注釋】
（1）天弧：天子。
（2）蒐狩：本意為打獵，尤其是大規模的圍獵，後常用於指軍隊檢閱或作戰。
（3）遽遍：短時間普遍做到。
（4）長城：這裏代指中堅力量。
（5）緩急：指突然發生的事變。
（6）隱然：無形之中。
（7）龐籍：北宋大臣。單州成武（今山東）人。曾為延州知府，有力抗過西夏的侵擾。後為宰相，實行裁兵措施。
（8）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山東登州（今山東蓬萊）人。明代著名將領。他募金華礦工3000人加以訓練，成為戰勝日本海盜的戚家軍骨幹。
（9）倭寇：日本海盜。
（10）九卿科道：清代以都察院、大理寺、太常侍，光祿寺、鴻臚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鑾儀衛為九卿。這裏指有關部門官員。科道：都察院六部衙門。
（11）斯：追。
【譯文】
至於說到訓練的道理，那全靠皇上禦駕觀看，以提高軍隊的士氣及評估訓練的成果。據臣下的考察，大清立國以來，已經進行20多次大規模的閱兵典禮。有的在南苑，有的在西廠，或是在盧溝橋，或是在玉泉山舉行。檢閱時天子親自禦駕觀看，外地藩鎮都隨同前往。整肅的軍容，使外邦藩鎮們震懾。但自從嘉慶十七年到現在，已有40多年沒有進行過這樣大規模的閱兵典禮了。大凡軍隊以勞動而強大，因安逸而弱小。太平時間長了，京城軍營的官兵既沒有經曆打仗的陣勢，又沒有見過閱兵的儀式，意誌體力都日益鬆懈。請求皇上3年之後舉行一次盛大的閱兵典禮，請明傳聖旨，及早規定日期。訓練2年，京城的軍隊必然大有起色。至於外省軍隊，勢必難於短時期內普遍做到，請皇上先注意從各地物色將才，將他們分派到全國的要塞地方。隻要在全國71個鎮中選10多個鎮作為心腹，在50多萬軍隊中選出10多萬作為中堅力量，那麼，在突然發生事變的時候，無形中就有了依靠。皇上精神振奮了，天下猛士必然會雲集而至，這隻要皇上重視就行了。北宋大臣龐籍裁減慶曆年間8萬兵，邊關卻治理得井井有條。明代名將戚繼光訓練3000金華兵，便可以掃平倭寇。依我一介書生之愚見，現在談論軍事正適合效法上述二人的做法。因此，我很恭敬地抄錄乾隆皇帝增兵和嘉慶、道光皇帝裁兵的三個方案呈上。請求皇帝命令各部大臣詳細評議這件事。這事關係重大，本人閱曆又淺，隻能惶恐地等待皇上聖裁。謹此專呈這份奏書。
【心得】
當大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時候，曾國藩幻想用皇帝親自檢閱軍隊的行動來挽救這個風雨飄搖的政權，他認為隻要皇帝精神振奮了，什麼事情就都好辦了。如果事實真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大清帝國也不會在他死後30多年便滅亡了。
曾國藩在中國曆史上還算幸運，因為他畢竟還撈到了顯赫的名聲。“文死諫，武死戰”，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曆史上是一個通例。剛直敢言的諫官不是受刑罰就是被砍腦袋。正直博學的司馬遷在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手上受了宮刑，這並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罪，而隻是提了幾條和皇帝不同的意見。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諫官是包拯，他膽子大到在朝廷上激烈爭辯，甚至把唾沫濺到了仁宗皇帝臉上。但仁宗居然沒有治他的罪，還勉強接受他的意見。這很令那些鼓吹中國封建社會也有“民主”，也有“權力製約”的人自豪。可是我們要問：為什麼獨獨包拯有這樣的幸運？一來仁宗時代已經危機四伏，再不清除積弊難免有寶座動搖的危險。當然，我們不否認他是有所作為的一位帝王，不然也就沒有“慶曆新政”了。從包拯本人看，他對宋家王朝忠心耿耿，盡管他言辭激烈，卻很留意說話的分寸，絕不會使仁宗下不了台階。比如他在彈劾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時，知道仁宗迷戀貴妃，不願因接受眾大臣的意見使她傷心，於是婉言提出是否將張堯佐調出京城外任，以緩和輿論，使仁宗既保住了麵子又緩和了君臣間的尖銳衝突。然而包拯也並非事事挺身而出，當蘇舜欽等人因為在宴會上發表過於激烈的言論，牽連到一大批改革派人士而獲罪時，包拯隻是冷眼旁觀，不久就提出請調外任的請求，以回避朝廷裏的緊張對立。
中國文化是一種禮教文化，而禮儀的規範是詳上而略下：臣對君的禮節周詳而繁瑣，而君對臣應守的禮則簡略而疏闊。其他如子對父的禮、生對師的禮也具有同樣的特點。這種禮教文化形成的傳統就是：對於大眾而言，隻有義務，沒有權利。這與古希臘把法律當作公民權利的維護者的傳統正好相反。智者呂哥弗隆曾說：“法律隻是人們互不侵犯對方權利的保證”，拉丁文的：“Jus”一詞既表示法律，又意指權利。而在中國，就是崇尚“法”的法家也不談個人權利，他們將國家的權力（實際上是君權）視為“公”，而把個人權利視為“私”，認為“立法令者，以廢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