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浩浸沉在回憶之中，有一種不平之感湧上心頭。曾幾何時一致公認，梅大事件處理得好。中央的一位主要領導者也在一個場合舉了梅大事件的例子，他說：“梅西大學風波說明我們的領導幹部隻要以平等的姿態走到群眾中去，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趙一浩這個省委書記就是很好的榜樣。”他還在談到這件事情時舉了毛澤東早在1956年談過的話：人民內部矛盾隻能說服不能壓服，壓而不服等等。
言猶在耳啊，卻又一下子翻過來了，似乎成了罪狀！當然，周劍非隻通報了一條消息：有人反映，故爾考察組列入考察內容，有人退卻，不敢作證，如此而已。功過是非誰與評說，自古如此，看淡一些吧。
紅機子的鈴聲驚醒了他的回憶。他伸手拿過機子心裏卻下意識地想：是蘇翔？果然如此，話筒裏傳來蘇翔的聲音：
“是一浩同誌嗎？還沒有睡？劍非給你打過電話了吧？”
一連三個問號，回答哪一個呢？第一、二個問號是不用回答的，於是他說：
“劍非剛才給我打過電話，他說你可能還要來電話，因此我正恭候著哩。怎麼樣，有些緊張了吧？”
這後一句話是脫口而出的，他也弄不清楚為什麼要問這麼一句，問了之後也沒有再去多想它。
蘇翔哈哈地笑了，說：
“沒有啥，沒有啥。我請劍非先給你通個氣，這樣我就可以少說一些了。今天早上是三個組長，還有中組部的那個局長一起找我談話，看來他們對這個問題很重視，列入了重點調查的題目。怎麼樣，你還是回來一趟為好呀。”
趙一浩反問一句：
“他們明確提出要我回去嗎？”
蘇翔有點語塞，然後說：
“這倒還沒有，據了解現在還在找人就這個問題專題調查，總是要找你的哪，還不如主動一些好。”
“還是主動一些好”？趙一浩突然之間便氣湧心頭，主動什麼？主動投案自首？我是主犯，你蘇翔至少也是個從犯吧，反倒來動員我哪？他心頭這麼想，話筒裏傳過去的卻是笑聲，笑中含有苦澀味，蘇翔未必能聽得出來。笑過之後他終於還是用緩和的口氣說：
“主動什麼？主動投案自首還是主動承認錯誤？”
他也一連拋了三個問號給蘇翔，但還沒等對方回答，他卻自己回答了。而且立即查覺到了自己有點不冷靜，連忙說道：
“對不起，剛才是開玩笑。看來他們有調查程序，還沒有輪到找我的時候。我自己急急慌慌找上門去談，豈不有些驚慌失措？到了任何時候我都會認為那次事件的處理是正確的。你說呢？當時大家都表了態的哪。其實，你已經同他們談過我看就夠了。難道我倆的看法還不一樣？我聽劍非說，考察組已經找你談過，我就一百個放心了，你說是吧？”
這一軍將得厲害，蘇翔被將得啞口無言。但蘇翔畢竟也不是等閑之輩，他停了不到半分鍾，便又從從容容地說道：
“我當然是向他們如實地談過了。我說，那一次的處理原則是大家都同意的，以疏導為主以思想工作為輔。他們反問我，聽說有那麼幾個人很壞，也可能有背景。有人主張要處理，結果連根毫毛也沒動，對不對？我告訴他們現在看來還是對的，具體情況我說不清楚，這件事不像那‘四個輪子一齊轉’，我理直氣壯地回答了考察組：‘大家決定的，我蘇翔為主執行的，不存在為主為輔的問題，那是理所當然的事，隻不過是形象的提法，當然也表明了我們的態度，要大力發展集體、個體經濟，把它看成我省經濟新的增長點。’這件事不同，我沒到現場，說不具體，所以建議你回來。”
蘇翔說的是實話，隻是有一點他沒有對趙一浩說，那就是對幾個人是否要處理的問題，他對考察組說的是：原則是大家同意的，至於那幾個操縱的人沒有處理，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一浩同誌當時提出不要處理，大家都沒有意見。他是一把手，在一般情況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見，現在回過頭來看是否正確，我看還是正確的，但具體情況隻有一浩才說得清楚，當時是他親自處理的。
這一段話是蘇翔對考察組的三個組長說的，現在他同趙一浩通電話時自然不便於如實轉告。這倒也不是要兩麵派而是同他對這件事的整個思想狀態有關。當學潮猛起，已發展到全校罷課上街遊行的時候，有關人士主張釜底抽薪，抓它兩三個帶頭人，讓他們群龍無首就鬧不起來了，公安廳長就是最積極的一個，事件發生之初他最早到了梅大，雖然沒有走到學生中去卻也在校部收集到了重要情報，認定兩位教師在實際操縱學潮。他堪稱“作風細”的人，不僅知道了兩位教師的名字係別，而且了解了他們平時的表現，特別是前幾次學潮中的表現，記了大半個筆記本子。省委常委開會討論時，公安廳長列席了常委會，念了他的筆記本子，提出了抓人的意見。趙一浩首先否定他的意見，怎麼能隨便抓人呢？本來就是因為抓了人引起來的風波，又用抓人來壓服？能這樣做嗎？當時作為省委二把手省政府一把手的蘇翔無條件地支持趙一浩和平處理以疏導為主的方針。他之所以無條件支持趙一浩，正如他對考察組所說，在一般情況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見，一把手的主張一般都能順利通過，表示讚成的人往往並沒有經過認真思考，有時也來不及思考就表態了，可以說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誰也不願意在常委會上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但那一次除了這一常規因素外，蘇翔還是動了腦子的，他怕抓了人會把事情越搞越大難以收拾，不如息事寧人好。至於提出要抓的這幾個人是什麼人，具體情況如何？列席常委會的廳長說了，他沒有記住，或者模模糊糊。一向審慎的他自然不便對考察組信口開河了，萬一說走了樣，對自己和趙一浩都不利啊！
事情還不僅如此，那次學潮全部平息，局麵得到了完全控製之後，有人又提出處理那幾個人的要求。他們認為至少要給予紀律處分才說得過去，“殺雞給猴看”哪，一點血也不見，使好事者得到了甜頭，今後想罷課就罷課，想上街就上街，大專院校的正常教學秩序難以維持。在這件事情上他蘇翔又一次無條件地支持了趙一浩格守“不秋後算賬”，不處分任何人的意見。還是那兩個因素：習慣性地在一般情況下無條件支持一把手；怕又一次掀起風波。
現在考察組一查這件事，他蘇翔倒有些急急慌慌起來。幾十年來對這類事的是是非非他蘇翔最有體會，今天可以說是，明天又可以說非，也就是說基本上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是非標準。不像一件商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沒有儀器可以測試的。也不能這麼說，測試儀器還是有的。那就是最高領導人的講話，就比如這學潮一類的群眾鬧事吧，最高領導人早在五十年代就講過不能采取壓服的態度，是人民內部矛盾等等，但曾幾何時說法又變了，又出來了一些標準，而且都是抽象的，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的。這些所謂的標準又從來沒有經過立法程序，沒有任何保障，故爾一下子便有如此多的人當了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鬧事，隻是多嘴說了幾句話，提了幾條意見而已。因此，聰明人得出的結論是不要大天真，要學會保護自己。蘇翔自然也是聰明人了，眼見考察組一連追蹤了兩個問題，或者說兩個大問題：一曰：“四個輪子一齊轉”，涉及所有製大事；二日學潮處理有無喪失原則。他蘇翔敏感地意識到這裏麵有文章，有來頭！他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決不會乘機丟幾根柴添幾把火，使自己光彩光彩。不，他蘇翔決不是那種人！但他有權利保護自己呀！這兩件大事特別是第二件事，是一把手親自提出或親自處理的，自己有些情況也不夠清楚，卻老老實實呆在這裏“受審”當主犯。“受審”也罷，萬一情況不了解說錯了嘴造成被動怎麼辦？
基於這種原因，他才請周劍非給趙一浩打電話建議他回來，自己也迫不及待又親自打電話。一把手畢竟是一把手嘛。隻要他回來，自己就輕鬆了。經濟工作上的事多著哩，何必泡在這些事情上！
趙一浩對他的這位搭檔的心情很理解。蘇翔不是那種見榮譽就上見困難就讓的人。但遇到了政治上的風險，為了保住自己，也是要盡可能地“退避三舍”的。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和蘇翔換一個地位，是否也會盡可能地“退避三舍”呢？難說！政治上的事不比工作上的問題，誰多幹一點哪怕難度很大也無所謂。政治上的事沒有固定的標準，向來伸縮性很大而且變化無常，誰也吃不透。於是許多人成了“業餘氣象愛好者”；“雲跑南雨成團，雲跑東曬幹蔥”；南風起了天要熱，北風起了天要冷。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觀察氣象變化，無非是使自己及時加減衣服，避免傷風感冒。蘇翔不也是觀察了氣象之後才急於要他趙一浩回去嗎？於是，他在電話上心平氣和地對蘇翔說：
“其實，這件事的處理經過，你已經給他們說清楚了，那些細微末節的事，其他的人也會對他們說的。餘下來的就是對處理的方針和方法到底怎麼看了，如果他們認為處理不當，我回來也無用；如果他們認為處理得當，我回不回來都可以。你說是吧，老蘇？”
蘇翔覺得不可理解，說：
“怕是不一樣吧？事情經過是基礎，怎麼看是關鍵。你回來給他們說說看法，那是代表省委哩，代表省委對事件處理的看法，分量就不一樣嘛！”
趙一浩笑了，說：
“你不是也代表省委嗎，不僅代表省委還代表省政府哩。你表明了態度那分量還輕？”
蘇翔毫不猶豫地說：
“不一樣，不一樣，我給他們說了，我現在還認為事件的處理是正確的，但分量不夠呀！”
趙一浩說：
“你和劍非都對考察組表明了對那件事的看法，就可以了。雖然劍非當時不在省上，但那是一件轟動全省的大事，我們後來也在地市委書記會上通報過處理情況。他的態度也同樣代表省委的態度。還有省委其他的同誌，他們也會發表公正的看法吧？”
蘇翔連忙回答道：
“我想會的，恐怕和我一樣，就是對具體處理情況不清楚。”
趙一浩說：
“那不要緊，我想他們要的是看法，至於處理的具體情況，一是有文字報告，辦公廳可能早就提供了。二是有當事人在場，他們不是找了教委、公安廳和梅大的領導嗎，早已清楚了，我回來還不是談那些，何況人家現在並沒有通知我去談呀。”
蘇翔有些無可奈何，隻好連連地說：
“那是，那是。”
趙一浩又說：
“我看不用著急，他們最後總會要找我的，不僅是這件事還有“四個輪子一齊轉”呀，以及其他所調查過的事，按常規都得對我們說說看法，或者叫交換意見吧。如果看法不一致，到那時再說也不遲嘛。你說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