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改革試驗區的方法是上下互動。北京根據到各地的調查，先提出可辦試驗區，也原則上提出需要進一步改革深化的若幹題目。但是試驗區究竟在哪裏辦、怎麼辦，則引而不發，鼓勵各地提出，向中央申報。杜老（杜潤生）那裏呢，組織一點人馬，幫助篩選、推敲各地報來的改革方案，搞得比較成熟的，才予以正式立項，最後由國務院發文，定為國家的農村改革試驗區。
省裏也有地方一級的上下互動。也是主管部門通過調研，提出本地要解決問題的單子，然後也是鼓勵各地區、各市縣積極申報。省上的政策機關則幫助各地完善方案，最後經省委研究批準，才向中央農研室提出申報立項。
那時我們那個掛在社科院的發展小組，已經一分為二。部分人員去了國家體改委直屬的體製改革研究所，部分還留在農口，於1986年組建為直屬中央農研室和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的發展研究所。杜老定下“一國兩製”的規矩—發展所實行科研體製，不走行政機關的“官道”。不過，研究問題還是與他的機關打通的。那時為推進改革試驗區的工作，在中央農研室設有試驗區辦公室，先是盧邁當頭，後來杜鷹接任。遇到各地報來的改革試驗方案，試驗辦也招呼我們研究所的人員參與研究討論。
最早接觸到貴州報來的土地製度改革方案，似乎也沒覺得有什麼“戲”。後來當麵聽貴州主持其事的李菁講，才發覺人家想得很深。最耀眼的亮點，也是乍聽之下頗受到衝擊的一個關節點，就是他們提出，為穩定土地承包關係，要試一試“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
記得大家圍坐一起，七嘴八舌“攻”李菁。李菁是貴州省委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代表貴州來說明這個改革方案的。這位省裏的幹部，人長得精瘦精瘦的，但能量大得與體型完全不符。但見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誰向他發問，李菁就把誰頂回去。本來杜老治下農口的氛圍，就不大講等級森嚴那一套。李菁的性格，直通通的又帶點風趣，著實讓我等後生喜歡。
“非要如此激進嗎？”老李回應，非如此不可，否則貴州農耕土地的細碎化沒個頭，再怎麼苦幹最後還是一個窮。“老鄉能接受嗎？”能的，選了幾個點認真摸底調查，讚成的農戶超過80％。“以後要增人的戶也讚成？”不少也讚成，因為那裏看到這樣細分土地下去，完全沒前途。“增人戶不增地，不夠吃的，不找政府嗎？”會找的，但我們要幫他們開辟其他的致富之路。
問不倒，我們就有興趣去看。李菁歡迎，告知試驗區定在遵義湄潭，大量前期調查都是在那個縣完成的。他本人還有省農工部好幾位幹將在湄潭泡了很久，情況和人頭都很熟，於是引得中央農研室好幾撥人馬幾下湄潭。
我自己的興趣，是1981年在安徽滁縣調查時攢下的問號。農戶人口變，承包地就跟著變，留塊機動田，要不了幾年也用完了。似乎是無解的難題，隻好靠“大穩定、小調整”這類辯證法口號去對付。後來在江西、浙江、廣西、雲南調查，問號依舊，也一直沒有好的答案。後來研究土地轉包，讓我懂得一條，上文給讀者講過的—使用權得不到厘清，轉讓權無從發育。可是要厘清戶際之間的土地使用權、經營權，又談何容易？
現在有了湄潭的這個機會，當然不會放過。此外調查研究也要講機緣巧合，遇到像李菁這樣對頭的人，掌握真實情況的成本比較低，判斷、觀點的交流也比較順暢。1987年按農研室試驗辦的部署，我們參與了貴州湄潭改革試驗區的立項論證，也幾度到湄潭實地調查。是年9月，國務院正式發文確立了湄潭為國家的土地製度改革試驗區。1988年春夏時節，我與劉守英又一起對湄潭試驗的來龍去脈做了係統調查，抱回北京一大堆資料寶貝，到1989年7月才完成《湄潭：一個傳統農區的土地製度變遷》。
2012年9月，湄潭紀念試驗區創辦25周年，守英與我應邀舊地重遊。就便回訪當年調查過的農家，在抄樂鄉歐陽兄弟的老屋，我們見到兩兄弟都健在，都用上了手機。他們講出來最開心的消息，是下一輩的年輕人中，落戶縣城、落戶遵義和貴陽的，大有人在。隻是李菁已去世，讓我們再也見不到這位當年在第一線推進改革的農工部長。他的在天之靈應該可以得到寬慰，因為“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一直堅持到了今天。這場堅持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試驗，終於可以讓世人看到湄潭的貢獻。
下
湄潭首創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是繼包產到戶之後，在農戶利用集體土地方麵又劃下的一道權利邊界。從製度改革或製度變遷的角度看，權利安排的變化影響深遠，涉及幾億農民利用土地的權利，哪怕就算隻多劃了一道線，也值得對來龍去脈加以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