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旦土地承包真正長期化，預留的那點機動田總有不夠的那一天。總人口還是淨增長，又沒了預留土地，怎麼辦？基層還有辦法—有的地方發明了“動賬不動地”。那時的農民種地，有繳納國家征購糧的義務，也就是每塊承包土地都有一筆應繳稅負的“賬”。一旦各家人口變化，社隊就通過“調賬”即改變各家土地的負擔，來適應各家人口的變化。比如，調減人口增加戶的應繳負擔，增加人口減少戶的賬麵負擔，以實現集體製下的戶戶平等承包。
機動田也好，動賬不動地也好，講講不複雜，但做起來還是怪麻煩的。不勝其煩的，幹脆過幾年就重新按人口變動調整一次土地。在此種情況下，“承包製長期不變”雲雲，不過是掛在牆上的口號。年年重複一下，也就是安慰安慰農民怕好政策變壞的情緒。客觀地看，集體製與承包製還做不到真正的長期共存。
這就奠定了土地轉讓權難以發展的基礎。為什麼呢？因為集體土地的使用權—承包製下的家庭耕作、經營諸權利—總也劃不出一道清楚的邊界。或者說，它附帶著永遠了不幹淨的債務。不是嗎？隻要你鄰居家的人口比你家增加得快，你當下承包的農地中總有一塊是欠著人家的債務，總會過一段時間、以某種方式來償還。
這樣債務未了的土地使用權或經營權，難道可以實現順暢的轉讓嗎？讀者不妨設想一下自己購買一處帶有未了債務的物業的情形吧。很明白，既然有未了債務，那麼債權人一定登場，一定會告知相關實情，也一定嚴重關切物業轉手時的債權保障。這當然也一定會影響到你的購買意願和決策。相比之下，集體農地的未了債務要麻煩得多，它的債權人甚至永遠不會窮盡，其中絕大部分即使今天還沒有出生，也有權在未來向你索債！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不必對細碎化小塊土地經營下的土地低轉讓率感到吃驚。人們可以說非農機會少是因，土地流轉不旺是果；也可以說土地流轉的摩擦太嚴重，以至於本來可能發生的流轉根本無從發生，從而拖住了農民加入工業化、城市化大潮的後腿。在實踐中，有沒有什麼地方能找到一個突破口來打破以上看似無解的循環呢？我知道有一個，這個地方叫湄潭，我們下文介紹吧。
湄潭的貢獻
上
湄潭是貴州的一個縣，地處曆史名城遵義向東80公裏處。遵義出名是因為1935年的遵義會議，紅軍萬裏長征自此出現新的轉機。這些鬧革命打仗之處，交通不便利，也絕對貧困。到了比賽經濟的時代，遵義及其下屬各縣，難有機會再次名滿天下。
但是，1987年湄潭首創“增人不增地”的地方經驗，卻注定讓這片其實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青史留名。從變革集體土地製度的角度來衡量，湄潭經驗抓鐵有痕，不但從根本上改動了蘇式農村集體經濟，而且昭示了地方創新在中國製度演化中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個人之見，等實現了高度城市化之後，人們回頭打量湄潭，對其貢獻的評價應該比今日還要高。
貴州是中國最早完成包產到戶的省份。1980年的“陽關道與獨木橋”，典出時任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之口。那時各地對包產到戶的態度不一，即使在省委書記這個層麵，認識分歧也十分嚴重。池必卿認定非走包產到戶之路，據說開會時遇到另一位持反對意見的，怎麼也談不攏，最後池書記撂下一句狠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兩位地方大員鬧得個不歡而散。後來吳象拿住這句話寫下一篇大文章，登在《人民日報》上，一時洛陽紙貴。
中國的漸進改革，結果就是解決了一個問題，接著就引出來一串問題。包產到戶可解溫飽，於是要求政策長期不變；可是一旦涉及承包長期不變，那年年月月都在變化的農家人口，哪裏可以從“不變的承包製”裏得到新的可供承包的土地呢？特別到了貴州這樣的地方，被隔絕在工業化以外的農村人口數目巨大，農業以外的門路還不多，而大規模外出打工還根本沒有苗頭。增長的人口勞力不斷要求細分、再細分有限的耕地，哪裏有什麼“長期不變”？
實際情形是包產到戶幾年之後，就要求重新調整耕地的承包。這說明，包產到戶並沒有根除“變”的內在要求。由於貴州獨特的條件，這裏比別的地方更早看明白由此帶來的三個負麵效果：（1）耕地經營不斷細碎化；（2）減弱對農民改良耕地、投資耕地的激勵；（3）新增人口有權增地，不但把人“黏”在狹小的耕地上，而且還刺激各家增加人口，因為那是重新分地的籌碼。至遲到1986年，貴州農口方麵就認定農村土地承包製還需要進一步改革。
正好1987年中央農村改革文件下達，指明為深化農村改革，可以辦改革試驗區。這裏要插一個背景，該文件本來也是按一號文準備的，不料上年年底風雲突變，中央主要領導人發生變動，新年的前幾號文件都輪不上談農村問題，原來的一號文件延後編為五號。這樣，1982~1986年每年關於農村改革發展的一號中央文件，統共也就是五個，再也沒有第六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