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不清使用權，何來轉讓權
土地轉包政策出台之後，後續的反應並不熱烈。社會反響平穩，無甚爭論，甚至沒有成為一個熱門話題。這多少有點出乎意料。上文點到的，“允許土地有償轉讓”承認了農戶自由轉讓承包地的權利，也承認轉讓土地有權收取費用。以產權的概念衡量，從使用權到轉讓權是一個不小的飛躍，為什麼農戶自主的土地轉讓權，那麼平平穩穩就出世了？
比照一下，農民承包土地的收入是勞動所得，誰不出力、不流汗，誰就不得糧食。還都是靠勞動，隻不過把勞動方式變了變，從集體製轉向農民家庭製，那還批判了多少年、爭論了多少年、“秘密”了多少年，久經磨難，才在政策、法律層麵登堂入室。土地的有償轉包截然不同：出讓戶沒出力、沒流汗，轉包所得分明來自他人的勞動成果！再比照一下，同期冒出來的“雇工”現象，因為事關“非勞動所得”，所以反響極大，爭論四起，波及頂層。政策方麵隻好“看一看”、“再看一看”，要等到1987年之後，才得到政策上和法律上的承認。
土地轉包為什麼在1984年就過了關？事後想，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土地權益的外觀不同於雇傭勞動，離資本主義比較遠，不容易讓我們的上層建築為此而激動。人們用常理來評判：既然允許土地承包，那承包人忙於其他的時候，為了不至於荒廢土地，轉包也可以吧。至於轉包的有償收益，起源於“保平價口糧”的現實需要，也沒有多少反對的理由。這說明，若以常理評判事務，中國的很多問題本不難找到解決的辦法。
但是，平穩的土地轉包政策出台以後，在很長時間裏，土地轉包發生的頻率並不高，覆蓋農戶和土地的比例很有限。這似乎與推理的邏輯不合：給定我國家庭農業經營的細小規模，一旦有償轉包得到合法承認，“農地成規模地向種田能手集中”或可很快變成現實。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在經濟基礎。1984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才開始不久，還沒有沿海國際大循環的新戰略，更沒有進入世貿後充當世界工廠的格局，所以整體而言，農民轉工、轉商的機會不像後來那樣多。勞力轉不出去，農地轉讓的需求自然沒有那麼旺，這是不難看到的原因。
還有更為隱蔽的根由。個人之見，那就是我們供奉了多少年的“農村集體”，其經濟性質根本就阻礙土地的轉讓與再轉讓。要說明一下，“集體經濟”者，早就不是土改後的那個以農民土地私產為基礎的經濟，也不是當年列寧以為“唯一可以把農民帶入社會主義的”、以農民私產為基礎、自願締約而成的合作經濟。土改後的農民私產，權利邊界很清楚，至少絕不會因為張家人口增加得快，就可以把李家的土地再劃過來的。合作社也一樣，農民入社如入股，絕不會因為某個社員家裏增人減人的，其入社的財產權益就相應變動。
但是到了集體，人口與土地的家庭邊界就起了模糊。特別是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所有在當地已經出生的以及未來將要出生的人口，事實上都是集體之所有者，都有權分享集體土地。自此，農民和農民家庭之間的土地權利邊界，就隨著各家人口的變動而變動。這是集體製最重要的經濟本質。它再也不是合作製，更不是農民的土地私產製。
包產到戶之後，集體土地經由承包分戶耕作、經營。農民種地的所得，與其付出的辛苦、努力與責任心緊緊掛鉤。因此，在同等情況下，糧食和其他農作的產出大幅度增加，多年解決不了的溫飽問題，總算大麵積解決了。農民歡迎分戶承包，也要求此項政策長期延續。那時的中央順應底層要求，提出家庭聯產責任製長期不變。此“長期”也是與時俱長的：開始說15年不變，後來加長到30年不變，再後來領導人在記者招待會上闡釋說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最後是2008年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聲明“長久不變”。
可是，農民各家的人口總是不斷在變。人口有自己的規律，反正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的發生概率，攤到每家總是各個不同。問題來了：農民家庭人口的數目變了，承包的土地要不要相應增減？倘若人口變、承包地不變，“承包製的長期不變”倒是有了，但“集體經濟”的準則卻沒了；倘若人口變、承包地亦變，那“集體”準則還在，但所謂“承包製長期不變”就泡了湯。這樣看，真正可以做到長期不變的，要麼是集體製，要麼是家庭承包製。所謂“集體土地的家庭承包長期不變”，根本就辦不到。
底層早就知道這個麻煩。1981年我參加農村發展組在安徽滁縣地區的調查，就發現最早包地到戶的社隊，為了盡可能延長土地承包，又應付各家人口的變動，在開始承包的時候，就預留出一塊“機動田”。過一段時間各家人口變動了，人減減地，人增增地，要是增減相抵的結果是總人口淨增加，那就拿機動田來調劑。我們把這點經驗寫入調查，報告到杜老那裏，也寫入了當時的政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