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也有麻煩，因為勞力悉數外出牧鴨，承包的土地誰來種？權衡利弊的結果，就出現了土地轉包。看1983年秋冬我的調查手記：東川公社筧川大隊外出放鴨勞力600人，共有81戶農家轉包土地，其中32戶的81.9畝轉包給農技站，49戶的150畝地轉給本村其他農戶。
轉包的條件，一是轉入土地的一方承擔全部的征購提留（即“交夠國家的，留下集體的”），二是向出讓土地的農戶提供一定數目的“平價口糧”。這差不多是最樸素的合約了，一切以實物、使用價值和村莊道德為基礎。當時沒有穩定可靠的糧食市場，外出牧鴨戶不種地，當然要轉入土地的農戶提供口糧。至於供多少，開始一般以原生產隊核定的社員口糧標準為依憑，但是轉來轉去，供求競爭發揮作用，“轉包的對價”也從“平價口糧”簡化為“每畝每年提供無償稻米300斤”。挑戰來了：這不就是有償出讓土地嗎？
我當時在農村發展組工作，機構隸屬社科院，但調查研究工作歸杜潤生領導。通常的情況下，我們觀察、調查、思考，然後把難題、想法和建議帶到杜潤生那裏去。“土地轉包”發生了，“無償稻米”的實質其實就是“土地的有償轉包”，政策上如何看？要不要允許和承認？
意見當然不同。一種觀點，轉包有助於專業分工，有助於更好地利用土地和勞力，有助於農民提高收入，而農民的自由轉包，比較靈便，也較易為農民接受。不那麼讚成的，則擔心“非勞動所得”，主張農民真有其他機會，不妨把承包地交還給生產隊，私人無權自行轉包，賺取純土地權益。
杜老的文件班子是處理這類題材的高手。斟酌來斟酌去，最後在198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裏出現了以下表述：“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社員在承包期內，因無力耕種或轉營他業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將土地交給集體統一安排，也可以經集體同意，由社員自找對象協商轉包，但不能擅自改變向集體承包合同的內容。轉包條件可以根據當地情況，由雙方商定。在目前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製度的條件下，可以允許由轉入戶為轉出戶提供一定數量的平價口糧。”
總的傾向很明確，要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這一點重要，因為被饑荒逼出來的包產到戶不得不以人口平分土地，導致耕地利用的碎片化，最後總要走專業集中之路。但真的涉及“逐步集中”，途徑就要講彈性，講多種選擇：可以交給集體統一安排，也可以“自找對象協商轉包”。在後一種情況下，“可以允許由轉入戶為轉出戶提供一定數量的平價口糧”。
為了不致引起誤解，同一文件再次重申，“自留地、承包地均不準買賣，不準出租”。那麼，由承包地的轉入戶向轉出戶提供一定數目的平價口糧—很容易轉換為另外一個數量的無償稻穀，像我們在浙江看到的那樣—算不算土地出租呢？文件沒說。反正，在中央政策層麵，允許土地轉包的口子總算是開了出來。
當時像我這樣的，還不大懂得欣賞這類表達。允許“土地有償轉讓”，還不就是允許土地出租，幹嗎彎彎繞繞？可是文件一下達，各種反應都出來了。現在講到改革“牽一發、動全身”，好像一定是正向的連帶作用。其實不一定。倘若應對不當，那先動的“一發”不但帶不動全身，還可能被反彈回來的各種力量綁個結結實實。杜老本人當然知道，土地轉包看似小事，實質茲事體大，所以不等各方反應全部上來，他就要求再調查、再闡釋。
是年春天，我們到雲南調查。原以為那裏與浙江不同，應該沒有土地轉包。不料，雲南冒出來的土地轉包，形態更為多樣。印象深的是靠近城鎮之處，農民的工商業機會越多，土地轉包的需求越旺。還有紅河地區一些社隊，占有的耕地資源極不平均，也萌生了隊與隊之間的土地轉包。對比浙江、雲南的調查結果，加上收集到福建、廣東、貴州、山西、山東的土地轉包資料，我們在1984年5月提出了文字報告。
順便記下一句，當年和我一起寫《土地轉包的調查與初步分析》的，還有英淘、南生兩位老友，他們的體魄和精神曆曆在目，卻分別身患絕症於2011年、2012年離我等而去，回想起來令人不勝唏噓。
為進一步闡釋土地轉包政策，杜老那裏於1984年7月發出了《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解釋有關土地承包的幾個問題》。文件再次講解，為什麼“由社員個人協商轉包，更具有靈活性和符合經濟需要，將會作為一種重要的形式而發揮積極作用”。極為重要的是，該文件再沒有重申“土地不得出租”。從製度演變的角度看，幾十年禁止土地流轉的體係，終於被打開了第一個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