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公社化，刮起一股“共產風”，造成混亂，招致“人禍”。人民公社體製被迫調整，確立生產隊為基礎，重劃了自留地，開放某些“小自由”，局部地區還發生了包產到戶。不過毛主席劃下底線，“大”公社可以有所縮小，但集體之“公”絕不容動搖。調整後的“隊為基礎”，經濟性質還是小集體，再也回不到合作社，仍然是無窮無盡的本地人口不斷分享有限的耕地。
附帶還有一段公案。本來農民的宅基地屬於生活資料，沒有也不應該納入經典的社會主義改造範疇。所以，《高級社示範章程》宣布“社員原有的墳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人民公社化衝擊了這一點，例如河南《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幹脆規定“在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社員轉入公社，應該交出全部自留地，並且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轉為全社公有”。那時“大躍進”，有男女分開實行軍事化居住模式的報道，應該也不是空穴來風。
為了糾正“共產風”的惡劣傾向，中共中央部署起草《人民公社條例》，規範農村關係，穩定農民人心。這份文件數易其稿，最後經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號稱“人民公社憲法”，也就是《人民公社60條》。可是，糾“左”也會出“左”—該條例第21條規定，“生產隊範圍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
從農民的財產關係來看，這可算攤上大事兒了！不少宅基地係農民祖業，或來自土改的勝利果實，也從來沒有入過社—從經典理論來說不需要入社，而前文引用的政策規定也是明明白白的“房屋地基不必入社”。事實上，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和政策文件，宣布農民宅基地歸公。那份《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刊發在《紅旗》上，並沒有政策、法律效力。可是，偏偏在“共產風”為禍匪淺、執政黨決心糾偏之際，突然就來了一條“包括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在內的“生產隊範圍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這隻不過說明，多年折騰之後，土地財產關係早就成了想方就方、想圓就圓的兒戲。這裏引發的問題我們另議，按下不表。
要害是，農村土地包括入社的耕地、自留地和宅基地，從此被納入不準流轉的製度框架。倒也很配套，農村人也不準自由流動。於是，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在不怎麼增加的土地上，奠定了那個時期農村不斷趨於貧困的架構。
“土地轉包”開了第一個口子
原來，自公元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土地改革法》以降，直到1982年憲法之前，我國並沒有一部法律禁止農地買賣與農地出租。但是在事實上，自1956年開始的高級社運動，卻從廢除入社土地的分紅權開始，走向全麵禁止土地轉讓。其中，1962年的《人民公社60條》，還把禁止的範圍擴大到包括自留地和宅基地在內的全部農村土地。
這裏要注意，“事實上的”權利與“法律表達的”權利存在著差異。在此種情形下，我們更關注前者，因為約束人們行為的，總是事實上的許可或禁止。這麼說吧，50年代中期後我國的農地製度傳統，主流就是禁止流轉。
上述傳統一直持續到改革以後。回顧一下，包產到戶或家庭聯產承包，改的是集體土地的使用權—過去非集體共同勞動不可，直到搞不下去，才從餓得不行的地方最先發軔，改為可由家庭承包使用。由於集體沒變，其基因也就一直保留，其中最重要的，是集體土地不得買賣、不得出租。
我的記憶，不但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次年的四中全會關於農業問題的紅頭文件，一律重申嚴禁土地買賣和出租。就是1982年後頭兩個中央一號文件，在這一點上也一以貫之，未越雷池一步。背景很明了，人們對農民分戶承包耕作土地依然還有疑慮，倘若再允許轉讓、買賣、出租，那麼在一些人看來，資本主義可就真的來了。那個時代，以剝削定義資本主義—分戶包地靠勞動得收成；轉讓土地，靠的又是什麼呢？
隻是實踐不聽擺布。1982年家庭聯產製普遍合法之後，新的問題隨之產生。1983年秋冬之際我們到浙江調查，在麗水專區縉雲縣的新建區，看到養鴨業很興旺，共有1500多戶農民專業養鴨，戶均養鴨七八百隻。那裏養鴨的方式很特別，是大群“遊牧”—小鴨孵出來個把月後，就一群一群地“離鄉背井”，利用沿途水塘、小河、收禾後的稻田為天然飼料庫，也補以部分人工飼料，邊走邊養。更離奇的是牧鴨的範圍，居然可以北達上海江蘇，南抵福建廣東，西至武漢！反正哪裏的市場需求大、出價高，哪裏就是鴨子的最後歸宿。
鴨子遊牧當然要人看護，通常一群鴨子配兩個全勞力、兩個輔助勞力。“出遊”的時間，少則幾個月一年，多則兩三年在外。牧鴨人的收益不錯（記下的是“每隻鴨子平均得淨利5元”，那可是1983年），但很辛苦，風餐露宿以外，要與三教九流打交道，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