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古畝”，其實那不過是過去時代流行的計畝標準而已。講過的，蘭田當地每古畝為753平方米，比全國現在通行的市畝麵積大出了將近13％。但無論每畝753平方米，還是666.67平方米，作為測量的技術難度相當—能把古畝量準確，同樣就能把市畝測明白。1995年我訪問台中一個村莊，當地農民以“甲”計耕地麵積，每甲9699平方米，略小於1公頃；到台灣的城市，人們又習慣以“坪”論住宅麵積。當地朋友介紹，“甲”起於荷蘭殖民時期（荷語“akker”的意思是田園，用台灣話讀來為“阿甲”，再取其尾音），“坪”則為日製，都是曆史留下的表達麵積的習慣，與測算技術或文化水準沒什麼關係。
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測算技術含量並不低的“產量畝”、“古畝”之類，迄今還在我國不少農村地方存在？我國的城市裏一般不見如此不統一的現象，但農村所在多有，這是為什麼？農村的量度不統一，似乎又集中於房屋田土宅基地，其他像糧食論斤、電力論度、柴油論升、電話費論通話時間，卻在各地很一致，這又是為什麼？
我想到的，解釋的線索指向“交易、交易範圍與頻率”。大體的規律是，愈是發生在大規模交易下的項目，量度就愈趨於較大範圍的統一。是不是呢？現在農村都向國家電力公司買電，因此計費的度量辦法全國都一樣，否則電力公司的生意做起來就麻煩透頂。但是在地方辦小水電的場合，當地人明白和接受的，就是好辦法，各地各行其是無所謂。糧食也類似，愈自給自足的，計重單位和容器愈五花八門；統一賣給全國市場的，那就一概論斤論公斤。我下鄉時打過獵，不少小動物的毛皮都是小交易，一般以“張”成交，至於啥叫“皮子一張”，那可不是一時半會兒就弄得明白的。
蘭田村這樣的地方，之所以連量個土地麵積都複雜無比，就是因為那裏的土地資源在很長的曆史時間裏，並不是轉讓和交易的標的。少了交易，沒有大範圍內交易的需求，或交易頻率過低，統一度量就沒有經濟意義。城市畢竟有市，房產交易範圍廣、頻率高，測量單位非統一不可，才便於上家下家換手。就是在過去的計劃時代，城裏很多人家也是租屋而居，每月要向房管局交房租的，如何算麵積，不能不是一項通用技術。
農村當然也有交易。即便在自然經濟和計劃時代，至少“皇糧”還是要交的。那其實是一道實物形態的土地稅。至於納稅算不算人民與國家之間的交易，學術上有不同的看法。過去的廣義契約論，把政府承擔國防、治安、秩序等職責，看成是國家抽取老百姓納稅的對價。或有道理，但此交易帶有單方麵的強製性，也不容置疑。凡帶強製性的抽稅，多少會引發躲稅、避稅以及逃稅傾向—因國家體製有效性而有所不同。
這樣看，測量的統一與國家征稅脫不得幹係。說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便利了全國市場的流通，即便真有這回事，那也是一項製度的副產品。正品是什麼？我以為統一度量衡首先是便利了朝廷抽取皇糧國稅。
有意思的是，度、量、衡分別是對長度、容積和重量的測度，卻不包括量土地的麵積。始皇帝沒有統一量地，以後曆朝曆代也沒有完全做到。如古籍裏有“一夫耕百畝”的記載，今人讀來千萬別以為春秋戰國時1個勞力可耕100畝地—那也是一種古畝，不過比較小，約等於當今市畝的30％。“一夫耕百畝”雲雲，不過是近代北方農民的理想：“30畝地1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早就統一度量衡，但土地麵積的測度卻一直不統一，這說明國家抽稅也講究成本收益。度、量、衡都是管量度產品的，反正農民有了產出，無論種出的糧食還是織出的絹布，你想賣錢，國家就抽個頭。產品稅、流轉稅為主的稅收體係，其實就是這麼來的。經濟學家當然會說資源稅更有效，因為不打擊生產和交換的意圖。但是，資源稅的困難是要統一度量資源。
中國的曆史上也搞過土地稅和人頭稅，前提當然是國家要量得準土地、數得清人頭。不過很遺憾，我們這麼個泱泱大國，量地和數人的工作卻總也做不到位。以土地計稅，時間長了逃稅傾向就演變為土地麵積減少—原因當然是各式各樣的。等到可計稅的土地麵積少到太不像話的程度，朝廷因稅基銳減而混不下去的當口，就要變法了，譬如改人頭稅。同樣的邏輯平移，假以時日，結果是人頭又數不出個準數來了。看來規律是：國家抽土地稅，土地的數目字就偏少報；抽人頭稅，人口數偏少報。不抽稅呢？輪到土地，土地的數目字會變多，輪到人口，人口數又可能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