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田村的重要一課
自上而下推行的事，立意再正確、意義再重大，倘若沒有底層響應，還是免不了成為落不得地的空頭文章。2008年成都提出的確權，就麵臨這樣的考驗。前文向讀者介紹過，“還權”與“確權”來之不易，但更為困難的，是怎樣在村莊和農戶層麵真正完成確權。
蘭田村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這個村子地處大邑縣韓場鎮，屬於成都的“三圈城”，其實就是遠郊農村。一般的經驗，比起緊靠中心城區的近郊農村，遠郊農地的價值較高，農民對土地也更加在意，確權時更可能斤斤計較。不過，蘭田確權實際遇到的麻煩，還是超出當事人的預想。
那是2009年的春節之後，“產改”之風刮到蘭田村。照例是思想動員先行，村官們到鎮上開會，學習市裏下達的政策。“確權”當然是新詞彙，不過內容倒也不難懂，無非是登記每家每戶的承包地、山林、宅基地和房屋的數量，由縣人民政府頒發產權證書。聽懂之後，村官們的第一反應是問：有什麼用？
成敗在此一答。偌大一個中國，層層上層建築差不多每天都要發出新目標、新指示、新精神。不過，“上麵千條線，下麵一根針”，真正穿得到村莊和農戶的，首先要過村官們的這一問。沒什麼用的—其實是在村民和村官看來沒什麼好處的—說說就算說過了吧，即便大水漫天，地皮也不會濕的。
成都的回答很到位：完成確權，才能公平合理發放糧食直補和“耕保基金”。大家知道，糧食直補是溫家寶總理的德政，農民種糧不但免掉農業稅，且依不同品種還可以領取直補。左算右算，蘭田這個地方的糧食直補，約每畝每年100元之譜。耕保基金則是成都的地方政策，師出之名是鼓勵農民保護耕地，由市縣財政拿錢，每年每畝一般農田補300元，基本農田補400元。耕保基金不能拿來打酒喝，但存入個人賬戶，用於農民養老。
很簡潔，糧食直補與耕保基金皆依土地而生，地權不清，該補的補不到，不該補的得了好處，不行的吧？所以，為公平發補貼，必須確權。倒過來：凡完不成確權的，領不到補貼。村官們一下子通了，因為他們曉得，回去給村民講，也是一講就通的。至於確權的其他好處，譬如有利於轉讓等等，很多村官不甚了了，因為在經驗上還沒有發生的事情，要靠想象進入利益核算，不容易。
也夠了。為領補貼，搞一搞確權就是了。接下來的問題是，究竟有多麻煩？這大概也符合舒爾茲指出的“理性農民”的邏輯：但凡搞一件事，有用、好處可衡量，那接著就要衡量代價。倘若麻煩太大、代價太高、得不償失，賠本的工作像賠本的買賣一樣，終究不會有人當真的。
好在最初的動員學習環節，縣、鎮、村官們一起討論，共同的認知是確權的麻煩不大。想想看好了，地是農民種著，房是農民住著，土地房屋與人的關係似乎一目了然，無非填表格、發證書，雖然人多戶多很細碎，但沒有解決不了的麻煩。
蘭田村第11組組長鄭維東，是位能幹的村幹部，他當時也認為確權很好辦。不料回去召集本組開會，大家七嘴八舌一番議論，才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這個第11組，當時總人口不過179人，總戶數52家，不是個大組。不過涉及承包地確權，歸納起來的問題就有四個：其一，全組實際的承包地麵積，比記到各家各戶名下的承包地麵積要大，也就是一旦實測，結果將與土地台賬不一致；其二，自1998年開始的第二輪土地承包以來，全組共新增23人（包括新生嬰兒和娶來的媳婦），都沒有承包到土地；其三，有9戶人家自第二輪承包後減少了人口（包括死亡和出嫁外組的），也未因此減少承包土地；其四，有11戶外來移民共18人，實際上承包著本社農地，卻不是原本的本組村民。
四個問題，沒有一個是容易解決的。先看第一個，實測麵積與土地台賬不一致。這個問題早就存在，起因是當初土地承包，準則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但人民公社的土地有肥有瘦，如果分戶包地隻論麵積，不論肥瘦，那承包瘦地的農戶就虧了。解決辦法除了戶戶肥瘦均沾—結果是本來小塊的土地更為零碎—還實施所謂“產量畝”，就是肥地算麵積時多一點，瘦地算小一點。後來國家取消農業稅，承包地一概沒了繳糧義務，但“土地承包不變”政策又不允許調整各戶承包關係，於是造成農地的實測與台賬的不符。
要是兩數差得不大，還好辦，含糊含糊就過去了。無奈大邑縣的實測與台賬之間的數目相去甚遠。當地甚至創造了一個詞，曰“測漲”，就是實測數大於台賬數而“漲出來的土地麵積”。根據縣裏給的數據，全縣測漲總麵積15萬畝，比台賬麵積35萬畝多出了42％！可能為了避免麻煩，縣上原先定下的確權指導意見是，“完善二輪承包關係，不重新丈量、不打亂重來”，還議定先把測漲土地確權給集體，再由集體去分配。照此辦理，確權後的農戶實際承包的土地還是與賬麵數脫節。據此分配糧食直補和耕保基金，還是沒有公平可言。至於未來的權利轉讓，名實不符，糾紛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