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權”究竟何難之有？
看明白了，產改的風險主要源於名義上公有的資源，實際的權利邊界不明。說全民所有也罷，集體所有也罷，無非隻是劃了一個大框框，無數生活在其中活生生的自然人，究竟哪些行為做得，哪些做不得，並沒有清楚的限定。國企改製給資產定價，誰說了算？全國人民嗎？國資委嗎？還是國企裏的工人或廠長？集體的土地轉讓，究竟又以誰的意願為依歸？村支書的？還是村民的？倘若村民們的意見不一致，又以哪個的為準？
難怪傳統的公有製一概排斥轉手與轉讓。反正肉都爛在鍋裏，大家占用、使用便罷，就是不要轉手、議價、交易的種種麻煩。不過這樣一來，也就得不到資源轉手的巨大收益—同樣的資源被不同的人利用，效果有天壤之別。前蘇聯那套體製到最後撐不下去，就經濟講經濟，稀缺資源一旦動員起來被利用，就無法做到不斷向利用效率更高的人轉手。20世紀全球經濟體製比賽，輸贏其實就在這麼一點。
問題是，多年排斥流轉的體製，壓根兒就沒有為轉手做好準備。資源轉手總要有人喊價、有人還價、有人定約，然後大家一起在可執行的法律框架下履約吧？可是在全民公有、集體公有的情況下，這個“人”就是出不來！寫過的，公有製下的人，全部都是“代理人”，倘若得不到“委托人”—那永遠是抽象的、沒有具體行為能力的全民、國家或集體—的授權，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占資源可以，用資源也可以，但轉讓資源就不成！
說來說去，“經濟改革”話劇的核心戲碼就是這麼一出。市場化還是不市場化，前提的前提就是產權有沒有清楚的界定。科斯1959年寫下“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是一般化的法律經濟學道理，放之四海而皆準。但究竟怎樣做到清楚的產權界定，那就不是科斯定理可以解決的。中國改革的經驗後來吸引到科斯的注意，是因為中國自己探索著創立走市場之路。2012年科斯和王寧的新著麵世，英文版以“How”（怎樣）字打頭闡釋中國經驗，點到了問題的關鍵。
中國的經驗是先劃使用權，再劃轉讓權。其實使用權的界定在改革前就有了，否則，所謂“單位所有製”就無從理解。改革無非推進了一步：把公有資源的使用權界定給了私人。譬如包產到戶，就是把已經明確為生產隊的集體土地，經由一個承包合同，界定給農民家庭耕作、使用。這麼一個變換，農民的吃飯問題就解決了。再延伸一步，怎麼種、種什麼、賣什麼、賣多少，都交付農戶處理，使用權就發展成“經營權”。再進一步，允許農戶把土地經營權轉讓—開始叫“轉包”—公地的私權界定就基本完成了。
農地如此處理，其他資源大同小異，也循著“先定使用權、再定轉讓權”的路徑，傳統公有製的改革之路，豈不就走出來了？老實說，去成都調查之前，我自己大體上就是這樣想的。回顧一下，“允許農地轉包”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上了當時中央一號文件，也載入2002年的《農地承包法》。後來的調查說實際發生的轉包麵積不大，我自己的解讀是需求不旺—除了通脹高企的時候，時不時糧價跑出來充當替罪羊—農產品之價一般比較相宜，難以刺激規模農業經營的發展。可是眼看中國成了“世界工廠”，上億農民跑出來打工，為什麼那過於細小的農業家庭經營，還那麼頑固地存在著？2005年我到浙江衢州，看到幾個1500~2000畝量級的種糧大戶，土地全部轉包而來，以為規模經營從此大有看頭。然而幾年過去了，星星之火，好像還是不曾燎原。
是成都的確權實踐，教我懂得在製度供給這一側，尚有沒解決的麻煩。還以農地為例，家庭聯產承包製30年了，中央的政策文告差不多年年說“長期不變”—2004年中國總理對外國記者說“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裏出現了“長久不變”的新穎表述。不過當你真的沉下去觀察的時候，還是不難看到，那宣布不變的土地承包權，事實上還是不斷在變！追根究底，問題還在集體，因為構成那個集體的農民家庭，受生老病死、婚喪嫁娶規律的支配，人數不斷在變，家庭數也不斷在變。這是說，“集體的邊界”在變，農戶家庭的承包權怎麼可以做到不變？
這段公案，城裏的讀者怕不容易完全明白。我們不妨暫且擱置，容我另外專文介紹和闡釋。避開農地不談，先將少受集體邊界變化影響的其他資源，比如農戶私房及其宅基地，沿著“劃清使用權、再劃轉讓權”的路數明晰產權，是不是容易一些了呢？
答案是也不盡然。為什麼？因為所謂農民私房，“私”的來曆多種多樣。按時間劃分，村子裏總有一小部分農家住宅是真正的祖宅，也就是這些人家祖上留下的家產。雖然確鑿的信息不詳，一般也不見產權文書，但在村民的記憶之中，該房產是張三還是李四的，總很明確。就我親見的實例，凡20世紀50年代急風暴雨的土改也未加觸及的私宅，即便很大，也是清清楚楚合法的民產。算上房前屋後，一戶人家占地論畝甚至數畝之大的，不多見，但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