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或後繼政治運動再分配過的，是另一類農民私產。通常不會有祖宅那麼大，但私產邊界也清楚，畢竟超過半個世紀，好幾代人了，被“習慣法”承認的。現在有的專家喜歡拿一頂“主張私有化”的帽子套到別人頭上，他們或有不知，曆史上真正搞過全盤私有化的，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土改，結果是家家農民有份私產，且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承認和保護。
再下來，我習慣以1962年畫線。此前，農民的房產是私產，所占宅基地也是私產。雖然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如火如荼，土改後受上引法律承認與保護的農地紛紛集體化，但“社會主義改造”講究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化”，房屋和宅基地乃生活資料，還談不到必須公有。但是，1962年以後就不同了。
這一年，中共中央通過了《人民公社60條》。毛澤東親自掛帥搞的，文件主要起草人則是後來大紅大紫再大黑的陳伯達。該文件不是法律—其實集體化、人民公社化根本就沒有一套法律，隻不過在當時，毛主席、中央文件比法律要大得多—但第一次明文規定：“生產隊範圍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第21條）。由此，原本私有的生活資料宅基地，就一下子被集體化了，且“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這樣一來，農民在1962年以後新得到的宅基地，以及在生產隊範圍內、原本作為私產的老宅基地，就一股腦兒屬於“生產隊所有”了。
但所謂“生產隊所有”，也沒有一套成形的穩定規範。其一，生產隊就不穩定，像“文革學大寨”，不少地方“窮過渡”到大隊核算製，生產隊被打亂了。其二，上文提到過的，無論大隊小隊，“集體”的邊界本身一直在變。其三，各地情況千差萬別，農民究竟從生產隊集體取得多大麵積的宅基地，根本沒有統一規範。最後也是最麻煩的，農村諸事，受“習慣法”支配，通常隻有口頭文學，沒有文本記錄！財產契書之類，差不多都是舊時代的象征，早就“紙船明燭照天燒”了。
所以即便1962年後，農民的住房和宅基地，也是占著便占著了。要論清楚的合法邊界、來曆與變更、契書憑證之類，還是談不到，也用不著，反正“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要那些勞什子有什麼用？
大體要到很久以後，國家才以政策手段幹預農村宅基地的分配。也許人多地少的約束太硬，農民建房占地的數量過多，所以國家終究深入到集體的這個財產部位，規定“禁止一戶多宅”，以及農民蓋房人均占地的數量杠杠。此杠杠一出，哪些房產屬合規占地，哪些屬違規多占，又是一筆不容易盤清楚的陳年老賬。
最想不到的，農村土地房屋資源的權利劃定，還受另外一重因素的製約。不好懂的，連我這個自認為對農村知道不少的，一時間也被搞得暈頭轉向。
“血戰到底”的懸念
從經驗看，改革從放權再跳躍到還權，實在是個小概率事件。道理很簡單，“權力過於集中”的成本所驅動的放權，從中央放到地方市縣政府，凡帶來正收益的，誰也舍不得再放走。80年代就有發現，放權改革之後，“王熙鳳管得比賈母還要緊”，因為地方財政利益更直接，市縣政府幹預企業和市場更起勁。這也是後來所謂“地方政府競爭”模式的起因，今天看是愈演愈烈了。
在此背景下，成都市2008年提出還權賦能，意義重大。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究竟能不能真搞得下去。這當然隻能靠持續的觀察。當地定下從確權入手，我們以為選了一個不錯的突破口，因為從邏輯上推，得到清楚界定的農村山林土地房屋等產權，會因為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而容易進入市場。加之以政府的權威頒證，農民拿到手裏總要用的，一來二去，等有了經驗，還權就到位了。
沒有人認為確權將一帆風順。我們調查中注意到的一個受阻的事例，是有個地方宣布，農村可以確權，但劃為城鎮建成區的就不搞了。介紹過的，“建成區”是“城鎮”範圍內真正城市化的空間，按現行體製全部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因此，“劃為建成區”的一個含義，就是那裏農民的土地要被政府悉數征收。因此在建成區搞確權，遭到不少官員的反對：今天確權頒證，明天又去征收，農民拿出你頒的產權證來和你講價錢，還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
這點不難懂，因為合邏輯。比較不好懂的，是說那裏的農民對確權也顧慮重重、裹足不前。農民怎麼可能也反對確權呢？房子本來就是他們住著，山林田地本來就是他們承包經營著，現在加一個確權頒證，財產使用權的邊界更明晰，防止因人口或其他變動因素的“入侵”，更因為有了權威的產權證而有助於流轉。為什麼他們要反對？
趕快到現場請教。果不其然，真有其事—劃入建成區的農民不但對確權顧慮重重，且他們擔憂的問題，還真不容易解決。最讓我感到尷尬的，是當地人介紹此事原委，講出來的理由我居然完全聽不懂！不可能的吧：別說在語言生動好懂的成都，就是在藏區甘孜、在講客家話的廣西、在講“比外語還外語”的溫州，甚至在出了新德裏的印度村子，也沒有什麼事情是完全聽不懂的。在下有興趣的，不過是布勞代爾所言“普通人的日常經濟生活”而已，有什麼事情會複雜到完全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