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向來根據需要由國家劃撥。雖然“國家”很抽象，但政府、行政部門及官員卻非常具體。像中國這樣多級政府的大國，一般行政級別越高的，就越代表整個國家和全民。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我看過的報道是設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先生到中南海彙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手拿紅鉛筆，看著地圖問，要多大？把南頭半島都劃給你們？袁庚急答：用不了那麼大，這一小塊（2.5平方公裏）就夠—日後袁先生也許為此後悔多年。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反正土地國有，劃給蛇口的再大，也還是國有。
從“劃撥”轉為“出讓”，一詞之差，體製的含義截然不同。出讓之“讓”，是“讓渡”的意思，一定涉及資產在多個權利主體之間的轉手。當年中國怎樣借鑒香港土地批租製的經驗，從國家土地劃撥走向“土地使用權合法轉讓”之路，我們已經用了不少篇幅做過討論（見本書第95~119頁）。這裏要補充一點：如果說劃撥之權高度集中於中央，那麼“轉讓土地使用權”，從一開始就放給了地方政府。仍然以上例來說明，劃多少地給蛇口，要中南海批準；但是後來的蛇口拿出多少土地向市場轉讓，歸深圳市管，北京就不管了。
這就是說，“放權”構成市場化改革的前提。關於這一點，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大家有過很多討論。是年7月，高齡98歲的科斯在芝加哥大學召集中國改革經驗的研討會，我在會上的發言“鄧小平做對了什麼？”問出了自己長久以來好奇的一個問題：“為什麼鄧小平也對‘看不見的手’情有獨鍾？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野戰大軍，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擁有一雙‘看得見的手’！他難道不知道，擴大市場價格機製配置資源的範圍，總要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看得見的手’發號施令的範圍？大權在手，又堅決推進價格闖關，這究竟是為什麼？”
當時得到的答案，無非是高度集權的計劃體製逐步累積了奇高無比的運行成本，一旦達到不堪承受的程度，“放權改革”也許就是一條解脫的出路。至於超級國家公司向來政企合一的“權力＋權利”，一旦下放，就不完全由上麵控製了。多種多樣的意圖、理念、利益主體外加大曆史中的“偶發小事件”，一起影響著“放權”的實際路徑和結果。
事後看，放權大體上“兵分三路”：一部分權放給了私人，如農村土地承包權到了農戶，創辦民營企業的權給了城鄉企業家；一部分權放到了國企，依改製的程度或更像私、或更像公的龐大一族；還有一部分權，則放到地方政府，形成了廣受矚目的“地方政府公司”。也不是什麼權都放下去了，貨幣權、財稅權以及這些年越用越頻繁的調控權（實質是管製市場之權），基本還是掌控在中央政府及其部委的手中。
這裏單說放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轉讓權。真是意外的驚喜：誰也沒料到平平常常的土地裏麵竟然隱藏著如此巨大的經濟力量。背後應該是要素流動和集聚規律在起作用，但從土地裏釋放出來的巨大收益，終究要由現存的權力架構決定怎樣分配。既然土地從自上而下的劃撥體製演變成地方主導的市場轉讓製，工業化、城鎮化帶起的土地收益主要在地方政府“落袋”，也算順理成章。回頭看，倘若沒有那一大塊土地出讓收入，這些年地方政府的日子怎麼過？
由此也帶出另一個效應：放到地方政府的權，再放下去絕不容易！道理隻有一個，中央集權的放權是因為運行成本太高，得不償失，所以放權。地方政府的尺寸小了好幾十號、幾百號，他們握權在手的淨收益一般還挺高。如是，憑什麼還要再放權？再從國際經驗看，一度紅火非常、深得世界銀行表揚的“東亞經驗”，不也由政府在經濟增長中扮演著更為積極的角色嗎？
問題是，日、韓、新加坡等國的尺寸比中國小了很多，要中國走東亞之路，差不多就是要大象如鬆鼠一樣跳舞，勉為其難了。但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規模尺寸上卻與東亞不少國家很是“門當戶對”。所以個人之見，這些年所謂“政府強勢的中國模式”，主要就是地方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煞是強勢。“舉國優勢”的樣板如北京辦奧運、上海辦世博，當然離不開中央政府的協調，但真正關鍵的，還是這兩個城市的政府強勢得不得了。背後的機製，就是經曆了早期的放權改革後，落到地方政府的那部分權力，沒有繼續下放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