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2008年成都提出“還權賦能”格外引人注意的地方。我對自己說，放權、抓權、又來了一個“還權”，莫非中國的製度演化又要進一程了？也還是好奇驅動：多數地方政府正熱火朝天地把放到自己手裏的權用得個花樣翻新、欲罷不能，成都市怎麼就非要提出什麼還權賦能？在經濟上，“還權”越多，留給政府自己的越少，他們豈不是自廢武功？在文化上，成都地方彌漫著安逸之風，那幾個領導人為什麼要標新立異，敢為天下之先？
其實，那年去芝加哥開會之前，我就知道了成都提出還權賦能這回事。自己也模模糊糊有了一個推斷：可能是那裏如火如荼推進的“三個集中”，遭遇到某種“成本的急升”吧？順便交代一句，在經驗研究上，我向來把推斷—猜測、假說，以至於所謂的“理論”—當作調查真實世界的向導。現在既然好歹有了一個向導—反正不好的話，再換一個就是了—接著要做的，就是踏踏實實去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於是，2008年7月當著科斯他老人家的麵講完了鄧公做對了什麼，我就打道回府，著手準備成都調查，嚐試理解中國的改革自向地方政府分權之後，究竟還有沒有新的實質性進展。
如何應對改革觸發的深層風險
話說成都自2003年從江浙一帶學回來“三個集中”後，抓住的不僅是由農轉工的產業變革，而且是城鄉資源的空間集聚。由此，“三個集中”就與農村土地流轉脫不得幹係，舉凡農地經營的集中、農戶居住的集中，以及工業項目向園區的集中，沒有哪樣事情不涉及農村土地的流轉。
麻煩也由此而起。以相對集中居住為例，考一個簡單的吧：張家老宅子為祖上所傳，今天核查人均占地350平方米；李家是人民公社時代新成家分得的宅基地，按政策人均占地35平方米；王家也是公家劃給的宅基地，但超政策多占了，人均100平方米。現在搞集中居住，問各家老房子的土地怎麼算？新宅按什麼標準配給？拆舊建新的利益補償又如何厘定？
講過了，“三個集中”自上而下由黨政主導。黨政者，手中握有強製執行力的權威主體也。經驗說，以強製力為後盾的工作機製一般缺乏耐心。特別是在“反正為了老百姓長遠利益”的場合，工作粗、急、猛，似乎很正常，也是幾十年的一貫製。基層的好事壞事，都是上麵急急忙忙推下來的。這些年盛行“末位淘汰製”之類的官員考核辦法，但凡扯到“中心工作”，辦得更加雷厲風行。
這套工作機製，在某些場合很受用。比如對付“非典”，太婆婆媽媽就不成，救災也不成，打仗就更應該講軍令如山了。這些場合需要快刀斬亂麻，離不開強製力。但是，遇到千家萬戶細細碎碎的實際利益，遇到人們的認知很發散、難有一致判斷的情況，非要指哪打哪，偏好整齊劃一、令行禁止，後果一般就好不了。所以，第一次聽到“三個集中”，我的直接反應就是一個問號：這些事務，提“集聚”可也，但“集中”就過於強硬了。
在《還權賦能：奠定長期增長的可靠基礎》（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中，我們曾列舉在成都調查中接觸到的若幹現象，說明大規模推進“三個集中”，會無可避免地觸發農村的利益糾葛。這些現象是：在土地整治和掛鉤項目的執行中，經由“拆院並院”節餘出來的農民宅基地，究竟按什麼準則給予確認和補償？作為改革試驗，哪些村莊有幸被納入？選擇和決定的程序是否公開？可不可以允許不同村莊的農民公開競爭試驗準入的機會？千家萬戶拆除老房，涉及原先占用宅基地的麵積、位置、來源正當性等複雜而煩瑣的細節，差不多要翻起整部村莊的曆史，誰來甄別？怎樣給予權威的確認？對於建造在集體土地上的農民建築物，向來的政策是農民可以自用，但不準對外轉讓，改革與現行政策法規迎頭相撞，風險誰擔？還有，為了實現規模經濟而新搭建的農村股份公司，如何有效防止公司之公權入侵其股東即農戶家庭的私權？
這些細枝末節的麻煩與一項製度安排有關，這就是形成於國家工業化時代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製。要說明，此處的集體，不是以農民私產為基礎的合作社，而是以消滅農民私產為特征的類似前蘇聯的集體農莊。不少人以為否定了農民私產的集體，天然就是一種“公”的經濟，那是很大的誤解。個人之見，集體製最主要的特征，是名義上公有的權利極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