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解釋對？不重要。重要的是，財產關係不是學術問題，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以百花齊放來促進繁榮。財產關係涉及當期行為與對未來的預期，以權利邊界清楚為上，否則何論止紛定爭？但是，中國式的“房地分離”，卻留下一個太大的權利模糊空間。正如日後的實踐所顯現的，利益巨大又權利邊界模糊，勢必引發角力式的博弈：當行政權力膨脹的時候，“國有土地上的房屋拆遷”長驅直入、一日千裏；但是等到民權意識張揚，同樣的“國有土地”又落為一紙空文。原來，“房地分離”支持著各種訴求，端看參與爭奪的各方力量對比的消長。這當然刺激糾紛、引發爭搶，時不時給文明的城市化打上野蠻的印記。
“城市土地國有化”引發最大的挑戰，還是國家與農民的關係。新準則帶來一個新邏輯：隻要城市邊界擴大了，土地國有化的規模也就得以擴張。這涉及另一個大題目，我們下文再談吧。
城市設立程序與城市邊界
“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講的本是城市範疇裏的事情。但是，該憲法準則的實踐後果，卻對國家與農民的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來為避免震動太大而暫緩推進的全盤土地國有化，事實上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還是在很大的範圍內發生了。
究其根源，是我國城市邊界的擴張因城市土地國有而獲得了超強的推動力。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從設立城市的程序入手，先調查下列問題：城市是怎樣設立的？城市的邊界如何確立，又如何變更？
說起來是一個蠻有趣的話題。筆者自己生於城市，曾在很長時間裏懵懵懂懂地以為，天下的孩子都和自己差不多，都是在樓道、花園、弄堂和街道裏淘氣長大的。等到上山下鄉一來，火車四個白天三個夜晚把我們拉到了北大荒，我才知道大城市原來是那樣的遙不可及。自此，有些問號開始揮之不去：哪些地方算城市，哪些地方算農村？這道改變人生命運的門檻，究竟是誰、根據什麼劃出來的？
深究進去，才知道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開門見山第一點，也是我認為最根本的一點，是我國的城市是一種行政建製，非經行政審批程序不能自發地設立。比照一下，也許容易明白：今天的中國，可以獨資、合股辦公司，然後依法登記注冊，即可獲得從事民事活動的合法地位。商家也可以辦市場，包括自發的小集市和網上大賣場。但是公民或企業法人要自辦城市，那就不行。不要說你我不行，就是柳傳誌、王石、馬雲、馬化騰、微軟、蘋果、巴菲特，也不行。概言之，公司、市場可以注冊設立，但城市非經行政審批不可。
其次，批準設立城市的行政審批權，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大到新增直轄市，小到“縣改市”或“鎮改市”，審批權一律集中在國務院。中國的一個省份常常比歐洲一個國家還大，但涉及批準城市之設立，省市政府從來無權審批。曆史上北洋政府搞過的“市自治製”，分設“特別市”與“普通市”，後來國民黨政府沿用這一套，城市分“院（行政院）轄市”和“省轄市”，不過後者也“由省政府呈請，國民政府批準”。我僅僅看到過一條資料，介紹說1947年國民政府的省轄市法例裏，有“縣轄市”這一檔，且由“省政府核準、內務部備案、縣政府領導”。但是在大陸，城市設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事權。
中央政府根據什麼批準或不批準城市的設立？請教過專家，找來相應讀物，知道設市標準或審批依據，曆史上有過多次變化。文本有清楚記載的，共五次，分別為1955年、1964年、1984年、1986年和1993年。變化的基本脈絡，是早期設市立鎮，主要顧及人口規模與所在的行政機構級別，兼顧其他情況；越到後來，設市要顧及的指標越多。最新一版的設市標準，是1993年國務院批轉民政部的通知，按不同的人口密度分出三個檔次，再細分為十幾個指標，達標者方可設縣級市或地級市。2004年有報道說要出台新的設市標準，2005年也有地方政府網頁提到“國務院公布最新撤縣設市標準征求意見稿”，但這件工作頭緒之繁多，各級政府意向之不同，專家意見之分歧，令人歎為觀止。
這裏要抓住的，是無論我國設市標準和審批政策有過多少次變化，有一點卻高度穩定，那就是審批權力集中到中央的城市設立，迄今為止還基本無法可依。廣東沿海一個鎮積聚的人口不少已超過了百萬，但設立城市要到北京來批。國務院批還是不批，又沒有一部人大通過的法律作為依據，全靠國務院下屬部委自製的行政規章。國家倒是有一部《城市規劃法》，但那是規範現有城市規劃的，對城市如何設立，卻沒有實質的或程序的規定。城市化大潮湧起，各地要求縣改市，中央批不勝批，幹脆凍結、叫停，一拖十幾年，也不講法律程序。
行政權當然也對城市化做出了某種反應。其中最為重大的，就是上文提及的“縣改市”。為什麼重大？因為中國自秦漢以來，“百代都行郡縣製”，加上明清以降，因版圖與人口擴張而新添的“十八行省製”，基本形成了以縣為本位的管理農業大國的行政構架。但工業化、城市化帶動人口的流動與積聚，空間的人口經濟密度發生變化，超過一定的臨界值，“縣”就永遠為縣，不能升格為“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