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卻把原先城市裏並不屬於剝削階級，而屬於勞動者自用的那一點私有土地，也一股腦兒地國有化了。這裏，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劃分消失了，剝削與非剝削的區分消失了，自用消費與出租經營的差別也消失了。自此，行政權力可以長驅直入，直接將國民私產國有化，其行為的根據，也超越了過去的經典劃下的杠杠。這當然是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又一次變更了國家權力與國民財產之間的邊界，影響極其深遠。
其實，1982年憲法修正草案向全民公開征求意見時，對國家權力範圍的此次變更，是有不同意見的。許崇德先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記錄了當時的一些意見反饋。“不少群眾對憲法修改草案關於宅基地所有權的規定提出不同意見”，如“北京王永泉等提出：‘宅基地是屬於個人的，不應歸國家或集體所有。尤其是土改以前屬於貧農的宅基地，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憲法應給予保護’”（第450頁）。雖然這些意見被公開引用得不多（更詳盡的應該在那次修憲的檔案之中），但加上前文引用過的修憲委員如楊尚昆、楊秀峰、江華等人所持保留態度，至少說明國家權力在土地方麵的擴張，並不是風平浪靜，完全沒有反應的。
當然，主流意見還是針對國家用地與農民的“扯皮”，同時兼顧全部土地國有化的震動，先把城市土地國有化了再說。曆經討論的憲法修正案也經全國人大高票通過，成為新時期的根本大法。從此，“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就成為統領其他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憲法準則，也在未來展開的城市化中發揮著基礎的作用。
客觀地看，城市土地的另外一個特點，才使得新土地法則的通過與實施不顯得那樣驚天動地。這就是城市土地之上，建有大量房產。這是城市的特點引起的。城市由密度來定義，大量人口和其他資源在空間上集聚，就是城市。所以，1956年中央書記處二局報告所講“一律收歸國家”的，隻是“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地等地產”。按一般的理解，這些地產不過是城市裏的空地或可供公用的街基地，私人占有的數量本來不大。真正量大的，還是上蓋了私宅的私人土地。
等到“文革”風暴來臨，沒收歸公的範圍擴大，有文件重新定義“街基等地產應包括在城鎮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時，已經是天下大亂的非常時期了。“文革”結束，落實幹部、華僑、知識分子政策，開始的時候是連房帶地，一並還給原業主。但是1982年憲法通過之後，“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落實房屋政策就“隻還房、不還地”了。
這就帶來一個對日後影響深遠的變化—“房地分離”。本來在物理上，房、地天然一體，在土地上隻要建了房，那房就離不開地，地也離不開房。把房子拆了隻剩下土地不是不可以，但那隻是一幅“淨地”，再也不算房地產了。全世界城市都叫房地產，就是唯房地一體才算個物業。但是我國1982年憲法之後的法律安排，卻搞成了一個“房、地二元”格局。私人房屋還有法律地位，因為新中國成立之後從共同綱領以降，所有憲法修訂一以貫之地“保護公民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但城市私房底下的那幅土地，從1982年修憲後卻“屬於國家所有”。如此私人的房，國家的地，會不會有問題呢？
當時一般的理解，房地總是不可分的，所以隻要憲法保護居民的房屋私有，那麼私房所占的那幅土地，在事實上也隻能歸房主使用；一旦發生房屋轉讓，那麼“地隨房走”，相應的土地也就轉到下家。以這麼個常識看問題，“城市土地國有”對於私宅不過是名義上的，實際的權利，還是服從房地一體的私人業主。
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種理解：既然土地是國家的，就要服從國家意誌和需要來使用。在國有土地上的房屋，那就得與在私有土地上的房屋有所不同，國家不用時可以給私人用，但國家一旦需要，那私人就要服從。轉讓之際，也是“房隨地走”，地主的意誌要支配房主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