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的回憶，講的就是上述四部曲。問題自下而上，先有一、二、三，還要自上而下，那就是四，“由國家土地管理局和國務院法製辦組織試點”。其實還沒完。當時試點選了深圳，幾個月後的1987年12月1日，那裏就拍出了天下第一槌。個中故事應該也不少，但報道沒有說，希望還有其他消息來源的公開披露。
最近幾個月和一些同事同學在深圳調查土地問題，倒是知道，如果當年深圳第一幅土地的拍賣，可算成土地變革的第五部曲，那至少還有第六部，即1987年12月29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其中有一條說，“特區國有土地實行有償使用和有償轉讓製度”。
然後才是第七部曲，在深圳先行先試的基礎上，1988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對憲法第10條的修正案：“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後兩部曲，絕對少不得。須知深圳開拍土地的時候，內部人士或許知道，那是國家土地局和法製辦根據國務院外資領導小組的決定，選點試驗。但是在外人看來，《憲法》、《土地管理法》甚至《刑法》，白紙黑字俱在，一切土地都不得轉讓，你廣東、深圳一個地方政府，怎麼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組織土地拍賣呢？
所以要趕快跟上：拍賣在先，僅28天後就出地方法規；幾個月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土地”後麵加了“使用權”三個字，就從“不得轉讓”改為“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在1988年的中國，其實並沒有允許土地轉讓的全國性法律的存在。非要“依照法律”，也就隻有上引廣東人大做出的那份規定。這差不多就是上位法從下位法裏找根據了，究竟說得通還是說不通，要聽法學家的意見。我是門外漢的看法，以為說得通，因為把行得通的事情再寫通、說通，比較順理成章。反過來，說得頭頭是道、寫得清清楚楚的，未必行得通。
當然全國人大的憲法修正案本身就是地位最高之法。“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可不可以就是依照本憲法修正案呢？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就是套來套去，很拗口就是了。實際上，1988年憲法修正案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一個多少年禁止土地轉讓的國度，為轉向“土地可轉讓”的新體製爭取了時間。又過了兩年，國務院於1990年才頒布了《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從此，“土地使用權可轉讓”才算有法可依。
從廣東人大的地方法規到憲法修正案，還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上文都引過了的，廣東的法條裏講允許轉讓的，是“特區國有土地”。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把“特區”的限製詞去掉了，把“國有”的限製詞也去掉了。於是，可以依法轉讓的，就成了很一般化的“土地的使用權”。
看客須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從所有權分就是兩種：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後者是農村、農民的土地，從當年土地改革的成果裏來的。後來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路升級就成了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那麼，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說“土地使用權可轉讓”，是不是說國有土地的使用權可以轉讓，農民集體土地的使用權也可以轉讓呢？
字麵含義應該如此。這也埋下了另一粒製度變遷的種子，我們要再過十數年，才有機會從成都等地的城鄉統籌改革試驗中看其發芽成長。1988年憲法修正案寫的是“土地轉讓權”，但實際上還是限於“國有土地”，並沒有把集體土地包容進來。玄機就在“依照法律的規定”。也講過的，對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來說，當時唯一可依之法，就是廣東人大1987年底通過的規定，那裏寫明，唯“特區國有土地”才得以轉讓。1990年國務院出台的土地出讓、轉讓條例，同樣寫得明明白白，允許合法轉讓的，也非“城鎮國有土地”莫屬。這一前一後的可依之法，都規定唯有國有土地才可合法轉讓，憲法修正案寫得再一般化，集體土地還是不見容“可轉讓”。
咬文嚼字之間，一部新的發動機被裝進了我國的土地製度。“轉讓”何意？市場交易也。土地可交易，資源就資產化、資產就資本化—預期的土地未來收益就可以成為當下融資的根據。日後很久，人們才知道，這是威力多麼強大的一部發動機。當時隻不過設立了一項前置條件，唯國有土地才可合法入市場，而國有土地的唯一代理人，就是政府。
由此，政府充當了土地市場化的第一推動。新時代從此拉開帷幕，土地資源的配置，越來越服從“先國有化、再市場化”的強力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