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產品五花八門，活動分工細，因此發展工業的目標，想要具體也有困難。可是化繁為簡，來一個“工業以鋼為綱”。結果，“鋼鐵元帥升帳”，其他隻好統統服從。大學畢業後我們分到社科院所工作，當時一位副所長叫王耕今，是待年輕人非常好的一位前輩，曾經任國家計委的委員。講到計劃經濟時代如何編製計劃，他說，就是主席的專列裏加掛兩車廂計劃人員，單等前麵定下一個鋼產量的計劃數，後麵就算出一套國民經濟平衡指標。過一會兒，前麵傳回來的鋼鐵數變了，後麵所有的“因變量”再跟著一起變。結果，“元帥”頭腦過熱，所有國民經濟部門都受影響。事後，劉少奇用湖南農民的話批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看來禍起高度集權的體製當是無疑，但是高層目標過細，也是惹禍的一個因由。目標太具體，容易“指標化”。一旦脫離實際定下高指標，再層層強力放大貫徹，就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埋下禍根。
比較而言，GDP就抽象一些了。首先它不是產值，而是附加價值的概念，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轉來轉去的那部分不計算在內。更重要的是，GDP不限產業和部門，也不拘泥於某個產品，隻要新創造出來的附加價值，哪一行、哪一項、哪一款都算。這樣看，1980年鄧小平定下的“本世紀翻兩番”，比更早期的“全黨為實現1070萬噸鋼而奮鬥”，或者“農業上綱要”、“過黃河、越長江”，高明了不少。
何以見得？我的看法是：GDP目標總比糧產、鋼產來得抽象，而高層的目標略為抽象一點，底層的經濟自由通常就擴大一點。不是嗎？以鋼為綱，全國動員大煉鋼鐵，誰不參加都不行，其他都要放一放，否則就被“拔白旗”！GDP翻兩番呢？搞啥都可以的：糧食是GDP，經濟作物是GDP，鋼鐵是GDP，襯衫、襪子、家電、汽車、玩具、服裝都是GDP，連搓澡、擦鞋、送貨、唱戲、辦差都是GDP。從選擇生產活動的自由著眼，當然以“翻兩番”為綱，遠比“以糧、鋼為綱”的自由空間來得大。
這樣來衡量，“允許農民進城落戶”比GDP還要抽象。“落戶”固然也是行為和行為的結果，但沒有直接的產出。以今天的認識，農民進城改變了生產、消費活動的區位，利用了經濟過程要素積聚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從而間接地增加了收入和所得。譬如，積聚的工業比“村村冒煙”，更節省基礎設施投資，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術進步；集中人口的交易，市場人氣更旺，“純商業費用”（張培剛的獨立發現）也更低。因此從包產到戶裏解放出來的農村生產力，自發進城鎮，嚐到甜頭的就進而要求在城鎮落戶。
“允許”政策應運而生。說它更抽象，還不是從“糧食到GDP”那樣，把經濟產出做了更一般化的處理。“允許落戶”不是產出的抽象，而是進入另外一個層麵，即我們討論過的“權利”層麵。“農民進城落戶”之訴求，不再是“生產甲產品還是乙產品”，而是“能不能像城鎮居民一樣，在城鎮落戶，最後成為城裏人”。政策說“允許”，開放的是更為抽象的權利，對應的自然是更大的自由。
當然，抽象之權從具體來，也可以回到具體去。比如兩個翻兩番之後，GDP似乎又重新具體化也指標化了。我曾去過一個地方，“五年再造一個××”成為喊得響當當的口號。還不是喊喊就拉倒，實際上是靠“烏紗帽”機製層層加壓，“不換思想就換人”—其實就是換頂烏紗帽。此強度比不過當年的“全國大辦”，一般不可能把全部老百姓都卷進來。但是，還是可以把官場搞得個地動山搖的，而“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又把這股力量，“杠杆”到經濟全局去。
“農民進城落戶”也有類似的遭遇。時至今日，城市化—也就是允許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經商搞服務，進而落戶—與GDP即經濟增長的關係，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得明明白白。於是，城市化也從權利的抽象層麵，退到比較具體甚至可以高度指標化的狀態。一些地方下達農民轉市民的年度計劃，我們的同學實地訪問，真的見到一輩子住在農村、現在仍然住在農村，但戶籍卻改為城鎮居民的“市民”。這也算不得為天下之先，早有別的地方10年前就“宣布”一晚上完成了百分之百的城市化。
於是引發批評。“GDP至上”，批評隻顧經濟不及其他的傾向；“偽城鎮化”，劍指虛誇的為政之風。輿論幾乎一致呼籲改變考核體係。發展目標方麵，有建議以“產品服務的質量和生活品質”來約束GDP；有建議把環境代價算進去，搞“綠色GDP”；也有建議用國民“幸福感”代替冷冰冰“客觀的GDP”；更複雜的建議是用“全麵小康指標體係”取代GDP。城市化方麵，不少人建議降溫以防止“大躍進”，特別是呼籲穩健推行戶籍改革。這些批評建議各有道理，不過也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那就是要把政策目標定得更精準、更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