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再追問：為什麼要到20世紀70年代末，執政黨的為政理念、思想路線和領導班子，才發生那樣根本性的一個大變局？因素當然很多，不過我以為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原來的那一套實在搞不下去了！
這裏所謂的原來那一套，實質是為了國家工業化而不斷剝奪農民的自由、收減農民的權利。那一套也有自己的邏輯，就是“管製加碼”—開始隻管頭，效果不彰，又轉過來管腳；越管越多，農民的自由越來越少。管頭管腳還要師出有名，罩上了一件標榜“主義”的大袍子，什麼憲法、法律、政策以及過去的政治承諾，統統不受拘束。
那可是極其完備的一整套，走進去就不容易走出來。何以解套的呢？前蘇聯是國家垮了台才算拉倒。中國幸運一點，但也是不撞南牆不回頭，非搞到再也搞不下去的地步，才人心思變。以個人之見，決定性的還不是那些個反映客觀情況的數據，例如低到不能再低的農民人均收入、多少種田人吃不飽飯以及饑荒死亡人數等等。真正決定製度和政策命運的，其實首選人們的主觀感受，要看當事人特別是層層執政者對那一套做法的內心評價。
我下鄉的黑龍江，大片大片的黑土地，隻是“越長江、過黃河，糧豆總產300億”，口號喊了多少年，產量也上不去。記得那時省裏有一位領導下去蹲點，抓了一年路線鬥爭還是沒把糧食抓出來。最後他給省上寫信，有一句泄氣話後來被批得個一天世界，倒讓人過目不忘—“就是派馬克思來，糧食也打不上去！”那可是20世紀70年代初，一位省級領導若不是對那一套徹底喪失了信心，哪裏會把老祖宗拿出來調侃？
基層幹部看得就更真了。金華是浙江最早搞包產到戶的地區，我訪問過那裏的一個大隊支書，他是合作化後一以貫之的積極分子。問到怎麼同意包產到戶？她的回答：解放好幾十年了，農民的褲子還是破的，露著肉，總要試試別的辦法吧。
說起來頭頭是道的那一套，非要鬧到搞不下去的地步，才引發懷疑、反省與反思。事情也隻有鬧到搞不下去了，底層才被逼嚐試、摸索別的辦法，上層才凝聚“不改革死路一條”的共識。從農村的經驗看，底層闖一闖、試一試，高層看一看、想一想，上下互動，才有機會推進體製方麵的改弦更張。
國家權力開始向著另一個方向發力：鬆動管製、放寬政策、承認農民更多的自由並給予保障。當然是一步步漸進而行：農民增加了選擇種地方式的自由，糧食就多了；糧食多了，則增加了選擇種糧還是種經濟作物的自由；接著就是增加農民選擇農業活動和非農業活動的自由；再往前一步，農村的工業商業如何擺布為好？分散搞，村村冒煙；相對集中搞，城鎮的開放就提上了日程。
容我從當時的政策文本裏尋章摘句，好叫感興趣的讀者了解，事後被證明從根本改變了城鄉中國大格局的新政策，原汁原味的表達究竟是怎樣的。以下是《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即20世紀80年代第三個中央一號文件）裏的幾段文字：
—隨著農村分工分業的發展，將有越來越多的人脫離耕地經營，從事林牧漁等生產，並將有較大部分轉入小工業和小集鎮服務業。這是一個必然的曆史性進步，可為農業生產向深度廣度進軍，為改變人口和工業的布局創造條件。
—不改變“八億農民搞飯吃”的局麵，農民富裕不起來，國家富強不起來，四個現代化也就無從實現。
—現有社隊企業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業不可缺少的助手。要繼續抓緊整頓，建立和完善責任製，改善經營管理，采取適用技術，提高經濟效益，促其健康發展。責任製的形式應根據企業的規模、生產特點和經營狀況確定，防止少數人仗權壟斷承包、壓價承包和轉手承包的現象發生。家庭小工業，供銷合作社辦工業，國營和社隊聯辦工業，各具有不可取代的經濟作用和意義，應總結經驗，努力辦好。
—農村工業應充分利用當地資源，麵向國內外市場，特別是廣大農村市場，以發揮自己的優勢，與城市工業協調發展。農村工業適當集中於集鎮，可以節省能源、交通、倉庫、給水、排汙等方麵的投資，並帶動文化教育和其他服務事業的發展，使集鎮逐步建設成為農村區域性的經濟文化中心。建設集鎮要做好規劃，節約用地。
背景、趨勢、問題鋪墊完畢，最後輕輕一筆，畫龍點睛：“一九八四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選若幹集鎮進行試點，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
相信今人讀了以上文字，不會有驚天動地的感覺。其實，當時也沒有。無非“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還能鬧出多大個的動靜來？當時文件下達，沒有歡呼的熱潮，也沒有激烈的挑刺和批評。唯一的變化靜悄悄，那就是“農民中最不甘心永遠當農民”的活躍分子，從此多了一個改變自己和家人命運的合法機會。他們影響別的農民，別的農民再影響別的農民。多年之後，驀然回首，才叫人看得真切，原來數億中國農民由鄉入城的機會之鏈，第一環就寫在上引的那些樸實無華的文件語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