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非常抽象。讀者不妨試一試，看自己有沒有一個關於權利的簡明定義。網上不少詞典給出的關鍵詞，包括“東西”、“力量”、“法律概念”，甚至“價值回報”，差不多都沒有拿準這個詞彙的含義。也難怪，因為“權利”係外來詞，據考證，最早是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翻譯惠頓的《萬國公法》時，使用了“權利”這一詞（見李貴連：“‘萬國公法’：近代‘權利’之源”，《北大法律評論》1998年第1卷第1輯這位丁韙良，英文全名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一個牧師家庭。1850年，他受美北長老會派遣到中國傳教，1863年移居北京，在傳教之餘翻譯美國人惠頓的《萬國公法》，還受到恭親王奕的賞識，由總理衙門撥專款付印出版。1869年，經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推薦，丁韙良辭去了美北長老會的職務，出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1898年底，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由李鴻章推薦，光緒皇帝任命丁韙良為京師大學堂首任西學總教習，說起來與北京大學多少還有淵源。
丁氏用“權利”譯“rights”，也許是因為找不出一個恰當的中文詞來表達英文的原意。在中國文化傳統裏，“權”當然是有的，不過那含義是“平衡”，而不是後來流行的“權力”，更不是“權利”。“權力”也是外來詞“power”的漢譯，意思是“實現意誌的能力”，特別是“在別人反對的情況下仍能實現自己意誌的能力”（米爾斯），這就讓權力帶有“強製的”意味。順便提一句，我以為更好的權力定義是經濟學家巴澤爾給出的—把成本強加給他人的能力—不過那要留待以後細細切磋。
“權利”是不是“憑權力獲取利益”呢？後者也是東西方社會裏都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也就是“因權（力）而貴”。至於把“權貴”現象與何種主義相連（例如“權貴資本主義”），那就端看使用者的思維習慣和語言偏好了。不過無論如何，“憑權力獲取利益”，卻與“權利”（rights）風馬牛不相及。
“權利”（rights）有“對的”、“正當的”、“合法的”意思，所以也有“被社會允許的”含義。不過，“rights”終究是個名詞，這也是有詞典定義“權利是某某東西”的原因。那麼，權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我自己教產權理論，要向同學闡釋財產權利的含義，不免對此多做一點功課。我的用法是，“權利”是一個自由行為的空間，或曰“被社會認為是正當的、受法律或習俗承認的自由行為空間”。這個定義我們日後還要再談，這裏先越過“東西”一步：所謂你有某項權利，就是你有某個自由行為的空間，可以在那個範圍內做某些事，並被社會認為是正當的，也受到法律或習俗的承認與保護。
回到“允許農民進城落戶”，那當然是一項大權利。過去被認為不正當、不正確，受到法律和政策的限製或禁止，現在中央紅頭文件說“允許”，就是給出一個自由行為的合法空間。世世代代務農的，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生在農村裏的，允許離開農村、進城鎮落戶。這是一套新的行為規範，一套新的行為許可，也就是一套新的權利製度的安排。沒有這套權利空間，中國城市化的重新加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抽象的目標很重要
還要圈點一番的是，“允許農民進城落戶”似乎並沒有具體的政策目標。比較而言，當時的其他政策，要解決的問題很明確，所以政策目標也具體。譬如，“允許包產到戶”為了激發農民產糧的積極性；“允許多種經營”為了增加農民收入和輕工業原料的供給；“開放長途運輸”為了克服農產品流通的瓶頸；“允許個體私營企業的發展”為了增加就業。唯獨“允許農民進城落戶”，要解決的究竟是個什麼問題呢？
是的，產業活動很具體，所以發展產業的政策目標從來很明確。如果“以農業為基礎”太原則，那麼後來的“以糧為綱”就具體了。更具體的是1955年定下全國農業發展的綱要，國家規定，到1967年糧食平均畝產在黃河以北地區達到400斤，黃河以南達到500斤，長江以南達到800斤。這也就是那個年代人人皆知的“過黃河、過長江”。我下鄉已經是1968年，但直到10年之後恢複高考回城，黑龍江還在為上綱要而奮鬥。
畝產總還算著眼於產出的結果。更具體的政策目標還可以轉向生產過程的環節。“大躍進”之前的幾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對農業的投入與耕作細節關懷備至，“農業八字憲法”對深耕耕幾尺、每米植多少株莊稼（密植）都有指示。偌大一個中國，最高層目標細而具體，外加上一個公社體製，層層放大強行落實，那還不鬧得人仰馬翻？我看到過一幅照片，社員排隊“深耕”，差不多挖出壕溝來了，生土上翻，怎麼還能長莊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