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恰逢7月18日杜老（杜潤生）百歲生日。杜老是山西人，他的出生地太古縣陽邑村，幾年前出差時我們幾個專門轉道去看過。再普通不過的北方村莊，再普通不過的農家院落。可見出了杜老這麼一位人物，靠的還是時代的大潮。是的，“一二·九”運動、太行山上、挺進中原、新區土改、中央農村工作部、“小腳女人”、科學院秘書長、重回農口、主持製定“五個一號文件”、謀劃農村變革，直到遠離了廟堂還替這個國家操心農民問題—哪一場都沒有落下的，數下來也就隻有杜老這一位。老外盛讚他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江湖上不少老人家尊他為“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長”。聽來都順耳，因為杜老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不過最為妥帖的，還是杜老他自己在90歲生日時講過的話。那次是在京西賓館—80年代多次起草、討論、決定中央一號文件的地方—輪到90歲的杜老致辭，他開口第一句就讓滿堂賓客為之動容：“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活到了90歲?!”下麵還有一句：“我不過是農口的一個符號。”
是的，杜老是中國改革開放、城鄉關係變革偉大潮流裏一道耀眼的符號。中國改革開放的上下互動，中間有沒有杜潤生這道符號，曆史畢竟大不相同。
政策背後是權利安排
說來波瀾不驚，我國城市化指數重新掉頭向上加速，源於改革開放加大了普通農民的經濟自由。上文追本溯源，發現1984年一號文件與此最相幹的政策，其實就是一句話：“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簡化一下，僅八個字而已—允許農民進城落戶。後來的實踐說，好政策本不需要那麼複雜的，幾個字就給出幾億人新的發展空間。
為什麼四兩撥得動千斤？讓我們解讀一番。
第一點，“允許”的事項，是生活裏已經發生的、有實際需要的行為。請注意那個動詞—“允許”，不是“提倡”、“鼓勵”，也不是籠而統之的“要”。“允許”是對實際上已經出現、已經發生的行為，在政策上宣布開綠燈。試想想，務工、經商、辦服務，哪一樣不是包產到戶後的農村已經發生的現象？發生了的，以及有繼續發生的需要，人們才關心政策上允許還是不允許。政策說“允許”，這把火就算燒起來了。反過來，實際上根本沒影的事，再偉大，全靠自上而下發動，難度不免就大了。
第二點，“允許”代表一種態度。比照於“打擊”、“禁止”、“反對”、“限製”之類，“允許”反其道而行之，才釋放出強大的勢能。看過水庫吧，關閘憋水，水位越來越高。一道開閘命令，水的勢能就釋放出來了。經濟方麵，務工、經商、辦服務，絕不是改革之後才有的現象，問題是多年“左”字當道，這也不行、那也不可，甚至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哪裏搞得成氣候？工商服務業又不同於農業，在區位上對積聚和集中有特別的要求，可是城鄉之間壁壘高築，生產力就被憋在那裏了。“允許”等於開閘，水能高位釋放，見效當然快。
再一點，“允許”的落腳之處，不是細細碎碎、讓人抓不到重點的小節，而是整個城市化裏最關鍵的一著，那就是允許農民進城鎮落戶。農民進城涉及的事項甚多，哪一項卡住了也不成。但大政策要講重點，化繁就簡抓要害，牽一發就能動全身。試想連落戶都允許了，農民還不能流動或遷徙嗎？還不能“非農”嗎？還不能離鄉嗎？還不能到城鎮租房買房嗎？統統都允許了。當時比較麻煩的，是進城農民沒有糧食供應的保障。那也有辦法，“自理口糧”便是。反正“落戶”當頭，一通百通，過去多少年“敵城市化”（de-urbanization）那一套，就此開出了個大口子來。
最後，“允許”是國家政策，而不是書生的文章或建議。就是說，它有權威性，不是說說笑笑就算了的，而是辦事的依據。是的，當年法製建設剛剛起步，國家政策的最高表達不是人大通過的法律，而是中央紅頭文件，還算對等，因為以往禁止農民流動、設立城鄉壁壘、限製經濟自由的，也是通過紅頭文件表達的。原湯化原食，以正確的中央文件解除錯誤的中央文件，才改變得了實際工作的方向。這也是當年杜老領著他的一班人，那樣精心製定一號文件、推敲政策措辭的緣由。盡最大的可能為多方接受，通得過中央文件出台的全部複雜程序，國家機器才得以開動，經濟自由才能夠落實於實際生活。畢竟，工業化和城市化不是議論的產物，而是一連串實際行為的結果。
不過，“允許落戶”政策最值得稱道的地方，在於其目標指向了抽象的權利。不妨問一個問題吧：為什麼允許農民進城落戶？講得出的道理有很多層麵，一層一層講進去，到最後一個層麵，“因為那是農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