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滅階級為出發點，結果走到城鄉之間出現等級之別。這應該也絕不是預設的社會改造的目標。至於階級與等級有什麼區別？一言以蔽之：“階級”間“跳槽”易，等級身份變換難。
經濟自由是城市化的根基
除去詞彙的顏色，中國的農民直到今天還是一個與身份相關的社會等級。種地不種地、務農不務農，是不是已經以非農業為生，這些皆不重要。決定性的事件隻有一個，那就是一個孩子出生在戶籍分類裏的哪類家庭—隻要他或她的父親係農村戶口，那麼這個孩子差不多永遠就是一個農民。
為什麼搞階級和階級鬥爭多少年，居然搞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等級來？我的理解，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又延綿多年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實際的對象不是別的，恰恰是普通農民的經濟自由。曆史的結論是，限製乃至消滅普通農民的經濟自由，是形成農民等級的基礎條件。
黨史專家說，1962年毛澤東重新高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綱領，最重要的一個背景是人民公社運動遭遇的挫折和失敗。本來，農民合作社早就席卷全中國，甚至“高級社”（即社員的入社土地和牲口都不參加分紅、大家僅憑勞動力在集體裏吃飯）也普遍化了—被認為與消滅階級的農村公有製已經確立。可是，偏偏還要折騰，非把已失去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合並成數萬人組成的“大社”和“超大社”，才覺得過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與蘇聯較勁的同時，還指望動員更多的勞力、土地搞規模經濟，實現中國的大躍進。
結果事與願違，發生了和平年代罕見的大饑荒。現實令人難堪：重分了土地，推翻了地主，免除了高額地租，執政者又立意發展生產，怎麼搞出個南轅北轍的局麵來？在難以接受的現實麵前，“民主革命不徹底”之說浮出了台麵—原來是敵對力量混入黨內，濫用權力，欺負農民。於是政治運動全盤壓倒經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重點被定位在執政黨內。
意圖歸意圖，結果歸結果。上層重彈階級鬥爭高調的“底層效果”，直接看得見的結果就是壓製了農民本來就不多的經濟自由。我是1968年下鄉的，去了之後才懂得，“資本主義”可真的是“自發地、大批地、每日每時地產生的”！什麼是“資本主義”呢？無非就是老鄉自家養雞下蛋私賣，什麼農作物貴就願意種什麼，自留地的莊稼長得比大田的好，還有搞大寨式評工記分時出工不出力。就是教我打獵的師傅在山裏摘采的蘑菇、木耳和黃花菜，悄悄賣給知青，也算資本主義的行徑。可是，知青過年回家總要帶點啥孝敬父母吧，管不了那許多的，就“資本主義”一回吧。
那時不可能讀到弗裏德曼1962年的大作，也不需要，生活就教我懂得了當時所謂的“資本主義”，其實就是老百姓的經濟自由。很明白，在任何情況下，資源總有多種可能的用途。所謂的經濟自由，就是行為主體按自家的意誌選擇了可以帶給自己較佳經濟後果的那一種用途。小雞可以公養，也可以私養，當然也可以不養，一旦有點機會農民選了私養，那就是經濟自由。不過實在是很可憐的一點經濟自由，充其量不過就是當時叫得很傳神的“資本主義尾巴”。可是連尾巴也不放過，開大會、搞運動、出民兵。把尾巴割來割去，農業內的那點選擇自由都難以實現，更免談跨出農業去務工經商。全盤限製農民經濟自由的總結果，是活活把“農民階級”變成了“農民等級”。
等級社會怎麼可能推進城市化？曆史數據放在了那裏：1960年我國城鎮化率為19.7％，可是到1978年的城鎮化率隻有17.9％。這就是說，18年間中國的城鎮化率不但沒有寸進，反而下降了近兩個百分點。真比蘇聯老大哥還出彩，因為那裏的紀錄是城市化率僅在1939~1940年間出現過0.4個百分點的下降，那還是因為發生了蘇聯衛國戰爭！
順便比較一下。蘇聯的城市化模式是計劃加行政命令。他們把城市看作是國家工業化的副產品，哪裏上工業項目，哪裏就找一塊配套的空間供工人、工程師和管理者生活居住。在此意義上，城市無非就是一個比工廠更大一點的空間組織而已。既然計劃經濟可以建設大批工廠，為什麼就不能大批建設城市？一樣都是建設項目，一樣動用人、財、物，計劃經濟的長項是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工廠搞得成，城市也一樣搞得成。
老大哥的城市建設和城市化記錄還真的不俗。據蘇聯經濟研究文獻，1926年蘇聯城市人口2630萬，占總人口的17.9％，到1990年,全蘇聯城市人口1.9億，占總人口的66％。其間，全蘇城市人口增加了7.2倍，城市化率增加了48.1%。蘇聯學者統計，1917~1982年間，前蘇聯共建設了1238座新城市，平均每年20座，其中1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數已躍居世界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