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豈不是說，不在意經濟自由也可能成為推進城市化的另一條路線嗎？對此我取保留態度。其一，蘇聯時代限製普通人經濟自由的程度，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相比，多少有點小巫見大巫。反正“批判蘇修”時中國公布的那些材料讓我相信，蘇聯的小自由遠比中國的“文革”時代要大得多。至於個中緣由，究竟是幅員遼闊、行政效能不佳，抑或是因為勞力不足，用人機構的競爭事實上抬升了蘇聯勞動者的經濟自由，還是兩國之間的組織文明在極限值方麵存在差距，那就要請教研究蘇聯問題的行家了。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城市化指數是一回事，但城市化內涵對經濟增長的全麵影響，又是另外一回事。蘇聯時期城市化率進步很快，這是事實。可指令計劃驅動的城市數量增長，在空間資源的配置，特別是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積聚和集中方麵，卻並不成功。例如，由於前蘇聯理論界長期對城市化持否定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能重蹈資本主義人口過度集中的舊轍，要走自己的人口均衡分布的發展道路。結果，蘇聯長期堅持“限製特大城市、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的方針”，人為抑製包括莫斯科、聖彼得堡在內的48個最具集聚潛能的中心城市的發展。“在蘇聯時期，政府致力於將聖彼得堡、中部地區和中烏拉爾等老工業區的比例從65％縮減為32％，迫使生產力向東部轉移。1925年，東部地區的經濟生產隻占4％，到國家解體時，該比例增至28％。國家行為導致的空間效率低下可能加速蘇聯的解體。”（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第4頁）
這些討論要求我們明確，在經濟自由與城市化以及更一般的空間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我們不妨定義，經濟自由是行為主體對機會以及由機會帶來的機會的選擇，而這恰恰構成城市化—人口在空間上的流動與集聚—的微觀基礎。國家計劃當局在提出旨在導引城市化的宏大規劃或計劃時，似乎特別需要重視這個偉大進程的微觀條件。
謝天謝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的推進，為研究以上問題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基礎。急劇擴大的經濟自由，加快了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而更高質量的城市化，則需要經濟自由得到更完備的權利保障。
城市化加速的第一推動
我國城市化指數重新掉頭向上，是從1979年開始的。1978年我國的城鎮化率不到18%，是建國之後的一個穀底。1979年城鎮化率回升到18.96%，應該主要是知識青年大批回城帶動的，但城市化的絕對水平，也就比20年前的1959年略高了一點點。自此之後，城鎮化加速之勢開始形成，1979~1995年間每年提升0.7%，1995年以後每年提升1.3%~1.5%，直至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越過了總人口的51%。
仔細打量，這一波城市化的重新加速，並不是政府以有形之手“指哪兒打哪兒”的傑作。從頭探查，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甚至還根本沒有可能把“加快城市化”列為政府的經濟政策目標。當時擺上決策台麵的，是一些更為緊迫的問題：8億農民搞飯吃，但糧食問題遠未過關；經濟權力高度集中，資源配置的效率卻極其低下；企業還是行政機關的附庸，急需擴大經營自主權；財政赤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嚴重拖了國民經濟的後腿；科技教育極端落後。總之，當時國計民生問題成堆，從哪一頭數，也輪不到“城市化加速”。
有意思的是，國家為解決那一連串實際經濟問題的種種努力，被引向了一個日後看來意義深遠的新方向—反計劃體製的集權模式而行之，大規模向地方、企業、家庭和個人分權，並在行政分權的過程中開啟了重新界定財產權利的曆史進程。
舉一個實例吧。農業落後、糧食供應短缺，從來是社會主義經濟先天不足的一條軟肋。1933年的斯大林以及1955年的毛澤東，麵對的都是這道大難題。不過那兩位領導人的應對之道，是不斷地把農民種地和銷售的權利集中到國家控製的集體農莊和人民公社。結果，農業拖腿和糧食緊張就成為那個時代的一種常態。對比之下，1978年的中國又遇農業和糧食困難，可這次的實際問題卻逼出了一個農民包產到戶的改革，不過幾年工夫，人民公社就解體了。為什麼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應方程”？
容易找到答案的，是執政理念的變化以及由誰來主導政策製定。這當然是兩個關鍵。譬如，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於30多年前的中國改革當然有決定性的意義。不靠實踐，靠本本、靠背語錄，哪裏搞得起農村改革？還有，如果當時不是鄧小平、陳雲等領導人，換上另外一批也夠級別的領導人主政，實際問題真不一定就逼出一個普遍合法的包產到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