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跑了，還挖什麼去？於是，蘇聯的“普羅皮斯卡”和中國日益完備的戶籍製登場，限製、禁止農民流動的政策、製度和觀念登場，最後就是城鄉隔絕的製度全麵登場。由於跑不了，“挖農民”就比較容易了。
經濟邏輯是這樣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即便是斯大林認為的屬於農民應當為國家工業化提交的“貢品”，也有生產成本。國家要拿到“貢品”，還要花費征集成本。為了低價拿到農產品，國家就必須盡可能壓低農民的生產成本，因為倘若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壓不下來，國家的“征集成本”就要上升。影響農產品生產成本的因素當然很多，但給定勞力在傳統農業中的決定性作用，農民能不能跑—廣義的，包括在不同產出之間的“跑”，以及向更高收入的產業部門和區位的“跑”—對農業的生產成本有決定性的影響。
試想無論蘇聯農民還是中國農民，其勞力總有多種用途。以種地而論，他們可種糧、可種棉，也可種豆和種菜。如果製度允許種植自由，那農民種糧，就意味著放棄運用其勞力種其他農作物所獲得的淨收益；反過來，種別的作物也要放棄機會集合裏所有其他的收益—這就是從事某種生產的成本了。禁止農民的自由種植呢？譬如隻準農民種收益較低的糧食，不準種收益較高的經濟作物，那農民產糧的生產成本立馬就降低了—沒有要放棄的其他收益。生產成本低，即使國家給價低，征集成本也比較低。這是說，農民自由影響到一係列的成本。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計劃經濟除了管頭，還要管腳。因為農民的種植活動連成一體，隻管頭、不管腳，腳的收益就會抬升頭的成本，然後麻煩就轉到國家這方麵來了，造成國家的征集難度上升。管腳也要全麵地管，不但要限製農民之腳在糧、棉、豆、麻、菜之間自由走動，還要管住跑向工業和城市，因為那樣的機會可能帶來更高的收益，將在更大程度上拉升糧食的生產成本，進而給國家征糧造成更大的麻煩。
很明白，雖然馬克思主義的聖賢從來沒有說過搞社會主義可以不準農民轉工進城，但斯大林治下的蘇聯老大哥還是帶著中國走上了不準農民自由跑來跑去的路線。這可是一條進去容易出來難之路，原因也簡單，一旦不準農民跑，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成本就壓住了，低價征集的製度成本也壓住了。落後國加速國家工業化、重工業優先、高積累等等一切戰略利益盡在其中，欲罷也不能。
不讓跑，農民沒有其他機會，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就可以壓低到近乎生存底線。1956年毛主席批評蘇聯“把農民挖得太苦”，那麼中國自己是不是就挖得少一點呢？怕是也沒有。22年之後的1978年，中國農民人均的年淨收入僅130多元，其中現金收入一年不過幾十元。10億人口的8億農民當中，約2.5億人吃不飽。2004年，多年主管農業的原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田紀雲撰文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曆程，其中有一句結論說，“遺憾的是，我們中國的辦法（蘇聯的辦法加自己的創造）比蘇聯把農民挖得更苦”（該文發表於《炎黃春秋》，後《新華文摘》轉載）。何以如此？經濟邏輯是，不讓農民跑，挖來省力，就是想挖得少也不容易辦到。
城鄉分割影響深遠
很久以後，我才弄明白，過去朗朗上口的“十億人口、八億農民”，既不是曆史的必然，更不是一種自然現象。不論實際上靠哪種職業謀生，“農民恒為農民”不變，這其實是一整套製度安排的結果。至於如何成就了這麼一套，那麼今天我們可以說，老大哥的榜樣、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觀念，以及遭遇到的實際情況，怕是混合在一起發揮的作用。
製度安排為什麼非同小可？答案是製度有剛性。這裏“剛性”的意思，指的是製度安排依賴國家強製力。不是你情我願，以大家的自願為基礎，高興就辦，不高興就不辦。製度帶有強製性，不情願也非照辦不可。製度性的強製也不是一般的強製，如街上偶遇強凶霸道的那類，靠拳頭或拳頭威脅就“把成本強加到別人的頭上”。國家強製力如諾斯說過的，不但最具規模經濟的特點，還用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層層包裹起來，成為“唯一合法的強製力”。這樣辦起事來，後盾強大，師出有名，所以執行的成本很低。像小小一張戶口卡片，為什麼把多少大活人都治得個服服帖帖的？國家強製力使然也：你不照辦，那就可以把你辦了—而且前後左右的，誰都覺得你錯、錯、錯，反正就是該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