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斯大林倒做得比較言行一致。那就是他沒有把“遷徙自由”寫進1936年蘇聯憲法—那可是被叫作“斯大林憲法”的“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翻開第十章“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舉凡“勞動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受照顧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以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遊行和示威自由”，還有法律保障“人身、住宅、通信秘密”等條款一應俱全，全部入憲。唯一不見的，就是“遷徙自由”。也好理解，“普羅皮斯卡”還在生活裏管用著呢，分明做不到的事情，寫進去又有什麼意義呢。後來曆次蘇聯修憲，“遷徙自由”再沒有入憲。
斯大林憲法當然是我國1954年憲法起草時，首要參考的國外憲法文本。據有的回憶錄講，1954年憲法最早拿出來的稿本上，就沒有“遷徙自由”的字樣。後來在討論中有人提到，1949年的《共同綱領》裏麵有，而近代多部憲法也有“遷徙自由”，所以建議列為公民權利。這才有了鄧小平那句話（“寫上‘遷徙’，少費唇舌”），也有了“居住和遷徙自由”這一權利條款。不過整體看，“社會主義與遷徙自由不相容”的觀念，還是進入了中國。畢竟，1954年憲法還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憲法，到下一次1975年修憲，“文革”高潮中的中國當然是響當當的社會主義啦，“遷徙自由”被逐出憲法，還是在這個問題上與斯大林保持了一致。
從那個時代的認知水平來看，蘇聯老大哥的做法和理念，毫無疑問地代表著中國的明天。要過多少年曆史才會指出，那是老大哥帶來的一個壞榜樣。
製度安排非同小可
作為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中國在推進工業化時總免不了要學習外國的經驗。至於20世紀50年代“一邊倒”學蘇聯，是不是真的就是必然的不二之選，怕要讓曆史學家慢慢去做結論才好。從可觀察的現象看，亦步亦趨跟蘇聯老大哥走，成就與問題也大同小異：國家工業化的推進速度很快，但工農、城鄉關係長期緊張失調—越是糧食困難，越把農民捆了個嚴嚴實實的；反過來，農民越少自由，糧食困難越揮之不去。
1956年，毛主席覺察到蘇聯模式有問題。“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義務交售製的辦法，把農民的東西拿去太多了，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這是《論十大關係》裏的知名論斷。不過從體製上看，集體化、統購統銷以及“剪刀差”這一套已在中國紮了根，要全盤更改蘇聯模式，談何容易？剩下的，也隻有程度的選擇：人家把農民挖得太苦，咱們就少挖一點吧。
少挖也不容易，因為學回來的製度安排裏還加上了一條：不許農民自由跑。當然帶有中國自己的特色：蘇聯搞“普羅皮斯卡”，多少還有點歐洲文化的影子，因為至少城裏人還有旅行這回事，有權手持一份國內護照。中國的傳統是大難臨頭才背井離鄉，“流民”從來就不是個好詞，怎麼算得到權利的名下？至於平頭百姓具備“公民有權申領護照”的新意識，更要等幾十年以後的改革開放“自由行”。
當時中國的辦法是搞戶籍製：旅行—甚至包括逃荒—要開個介紹信，但定居就非拿出戶口本不可。沒有那張小小的戶口卡片，任何人不能移居、定居他處。據說開始時戶籍製度僅為選舉服務，登記清楚才好準確記錄選民。但實際情況—糧食困難和饑荒—需要勸止農民轉工進城。勸而不止，措施就必須升級。弄來弄去，戶籍與選舉無大關係，卻發展成為身份的法律憑證。
不要小看那張戶口卡片。它與“普羅皮斯卡”的功能是一樣的：戶口不在本地的，就不可合法居留，更不能合法定居、移居、再定居。“黑了身份”硬住下來行不行？完全不成，因為辦不了糧油關係、租不到房子（遑論參與住宅分配）、不能登記結婚，也無法辦妥孩子入托和上學的手續，更不被受理辦護照、出國留學和其他公幹私幹。總之，戶口是所有身份關係裏的龍頭老大，沒了它，人們寸步難行，啥也幹不成。
當然，控製的重點是由鄉入城、由小城鎮入大城市，特別是“盲目流向”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特大都市。“反向流動”—城裏人上山下鄉、大城市人到小城鎮落戶等等—是允許的，不時還受到鼓勵。不過，受到收入的指引，在一般情況下，“人往高處走”是主流。因此不難明白，“戶籍金字塔”的底部主要是農民，而流動受限最甚的也是農民。
限製遷徙自由與“把農民挖得太苦”，這兩件事情有關係嗎？我的理解，大有關係。這裏的關鍵是，僅僅在單一方向上動用國家對農民的強製力，效果將大打折扣。以“挖農民”為例，那無非是采用“征糧製”而不是自由貿易的辦法，“把農民的東西拿去太多了，給的代價又極低”。問題是，當國家真把農民挖得太苦的時候，農民就不會“跑”嗎？當然會跑。事實上，無論是1928年的蘇聯農民，還是1955年的中國農民，都大量地“跑”—跑出集體化，跑出農村，跑向收入較高的工業，跑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