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盲流”的稱號一直沿用，政策取向沒有改變，唯一變化的是從勸止、預防到製止和緊急製止，政策越來越嚴。
憲法上白紙黑字寫有“遷徙自由”，但實際執行的卻是限製農民進城的一整套政策。如此並行不悖，難受不難受？不難受，特別是在我們的上層建築裏看不到有什麼好難受的。這是一個直到今天也還值得注意的現象：講歸講，做歸做，誰也不難受。問題是，在這樣的氛圍裏，即便遷徙自由權重新入憲，對實際生活究竟有多大的意義？
關心這一點，與研究製度對人行為影響的學術傳統有些幹係。至少從道格拉斯·諾斯之後，就不能無視人們的“認知”—也就是我們習慣用的“觀念”—在製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流行之見，“利益”和“觀念”可以並列為影響製度變遷的力量。可是所謂的“利益”，難道真的可以擺脫“觀念”的糾纏嗎？
以怎樣看待自由遷徙、農民進城為例，所有關於“實際情況”的分析，以及有關利弊得失的“計算”，沒有一處離得開人們的觀念與看法。比如上文提到的，農民進城“浪費國家許多錢財，影響社會秩序，而且給各地人民政府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困難”雲雲。這裏麵的每一點，都離不開人們的觀念。“浪費國家許多錢財”，是指什麼呢？是政府補貼農民進城嗎？如果僅僅隻補貼流動者，當然對不流動者不公，所以不該發放特別補貼—事實上也沒有這回事。那是指政府為此而增加了行政經費嗎？這又要運用觀念進行運算了：政府本來就有履行公務的責任，公民行使憲法規定的權利，當然要發生相應的公共服務成本，否則要公共財政何用？至於是不是“影響公共秩序”，更是端看我們如何定義社會秩序—允許流動的社會是一種秩序，不準流動的是另外一種—那就與流行的觀念息息相關了。
再看“對於農民來說也很不利，因為他們盲目跑到城市，一時找不到工作，便隻好賣掉衣服被褥等物，走上流浪的道路”，那就更有意思了。首先對農民究竟是不是有利，有權下判斷的不是農民自己，而是“比農民還關心農民”的別人。此種觀念源遠流長，到今天依然振振有詞的，人數還是多得驚人。換一種看法，身無隔夜糧的“盲流”，其實最缺乏“盲目流動”的經濟條件，他們非很快找到工作才有飯吃。“一時找不到工作，便隻好賣掉衣服被褥等物，走上流浪的道路”，有沒有呢？應該是有的。但是這裏也需要辨析：那時期年度流動的農民以千萬計，究竟有多少因為一時找不到工作而流浪，多少是找到了工作、掙得了更高收入而改善了生活的？為免除極小部分因流動受損的農民利益，不惜限製、禁止流動，從而妨礙因流動受益的大部分農民的利益，難道就不值得細加權衡嗎？
在1954年憲法前後一係列勸、限、禁農民流動的政策文件中，最具緊迫性的一個理由是，“使春耕播種大受影響，造成農業生產上的損失”。作為一個悠久的農業文明，“不違農時”有廣泛的共識。再以當時的農機條件看，農忙時分如果發生大量勞力外流確也可能影響農作。不過我的問題是，寫入這點理由的文件是1953年4月發出的，包含“遷徙自由權”的1954憲法是1954年9月通過的。要是擔心農民流動損害農業，遷徙自由權不入憲不就得了？或者更精巧一點，規定遷徙自由必須以不妨礙農業生產為前提？
這就涉及社會認知（觀念）更麻煩的一個層麵：流行觀念有彼此矛盾的地方。在這裏，勞力外流妨礙春耕是一套邏輯，承認並保護公民的遷徙自由是另外一套。後者認為農民務農並不是他對社會應盡的義務，而不過是爭取收入權利的一種實現方式。務農帶來的收入高，務農可也。但國家無權強製農民務農，特別是出現高於務農收入的機會時，“農人”也有權轉工、轉商、轉服務。就算此種“較高收入”隻不過是一種預期，甚至是一廂情願的誤判，農人轉業的權利還是要給予保障。否則，“務農者恒為農”的秩序，要猴年馬月才能打破？
經濟學推理是支持憲法邏輯的。務農收入偏低，其實是務農人數太多，務農者之間的競爭過於激烈。此時農民見異思遷，試試其他機會，本身也會改善農業。如果一時轉農為工的人數太多，生之者寡，食之者重，農產品價格連同務農收入將上升，再次吸入勞力與其他資源，以不斷達成供求平衡。這裏隻需兩個支點，那就是有可靠的擇善而從的權利，外加轉來轉去的費用盡可能的低。
不過對於農耕曆史悠久、工業化剛剛起步的中國而言，觀念矛盾是題中應有之義。如何處理矛盾的複雜現實，本來免不了磕磕碰碰。此時，“一邊倒”學蘇聯的國策開始發力。畢竟，“老大哥”的經驗連同其支持的觀念，在那時是不可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