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繼續研究還權賦能的動力機製。講過的，還權之權係指農村山林、土地和房屋的產權，沒有還權之前，這些權利掌控於政府之手，譬如農民的建設用地不得向非農民轉讓，但政府一把征用過來，再到市場上出讓就可以了。把土地轉讓權還給農民以後，政府再征地的麻煩肯定增加。既然如此，為什麼政府要還權？
回答這個問題，要在中國的經濟製度變遷方麵補一點課。我們不妨先問，無論還權與否，掌控在地方政府手裏的財產轉讓權，本身又是從哪裏來的？答案是，那已經是改革的產物。具體說，是原本高度中央集權計劃體製“放權改革”的成果。
是的，經典的計劃經濟體製根本就容不得資產的市場轉讓權。那套來自前蘇聯的製度，核心邏輯是全部生產資料歸公，由政府下命令直接管理。由於資產全部歸國家，因此就不需要有“轉讓”——更沒有市場轉讓——的合法地位。要的隻是“劃撥”，就像一個人把自己的東西從左口袋裝到右口袋那樣簡單、透明和直截了當。對這套製度而言，什麼轉讓、市場交易、討價還價、價格機製等等，太麻煩，太瑣碎，太斤斤計較——總之一句話，太資本主義了。
土地向來根據需要由國家劃撥。雖然“國家”很抽象，但政府、行政部門及官員卻非常具體。像中國這樣多級政府的大國，一般行政級別越高的，就越代表整個國家和全民。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我看過的報道是設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先生到中南海彙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手拿紅鉛筆，看著地圖問，要多大？把南頭半島都劃給你們？袁庚急答：用不了那麼大，這一小塊（2.5平方公裏）就夠——日後袁先生也許為此後悔多年。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反正土地國有，劃給蛇口的再大，也還是國有。
從“劃撥”轉為“出讓”，一詞之差，體製的含義截然不同。出讓之“讓”，是“讓渡”的意思，一定涉及資產在多個權利主體之間的轉手。當年中國怎樣借鑒香港土地批租製的經驗，從國家土地劃撥走向“土地使用權合法轉讓”之路，我們已經用了不少篇幅做過討論（見本書第95~119頁）。這裏要補充一點：如果說劃撥之權高度集中於中央，那麼“轉讓土地使用權”，從一開始就放給了地方政府。仍然以上例來說明，劃多少地給蛇口，要中南海批準；但是後來的蛇口拿出多少土地向市場轉讓，歸深圳市管，北京就不管了。
這就是說，“放權”構成市場化改革的前提。關於這一點，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大家有過很多討論。是年7月，高齡98歲的科斯在芝加哥大學召集中國改革經驗的研討會，我在會上的發言“鄧小平做對了什麼？”問出了自己長久以來好奇的一個問題：“為什麼鄧小平也對‘看不見的手’情有獨鍾？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野戰大軍，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擁有一雙‘看得見的手’！他難道不知道，擴大市場價格機製配置資源的範圍，總要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看得見的手’發號施令的範圍？大權在手，又堅決推進價格闖關，這究竟是為什麼？”
當時得到的答案，無非是高度集權的計劃體製逐步累積了奇高無比的運行成本，一旦達到不堪承受的程度，“放權改革”也許就是一條解脫的出路。至於超級國家公司向來政企合一的“權力＋權利”，一旦下放，就不完全由上麵控製了。多種多樣的意圖、理念、利益主體外加大曆史中的“偶發小事件”，一起影響著“放權”的實際路徑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