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話實說，正是這套產改政策，讓我對成都城鄉統籌的改革試驗刮目相看。也是從邏輯看問題：農民要求“還權賦能”好理解，因為權利和權能是收入的製度條件，增加了產權和權能，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何樂而不為？但是地方政府提出“還權賦能”，承諾要歸還給農民的合法轉讓權，原本恰恰掌控在政府自己手裏，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出手就得了。政府為什麼要自己和自己過不去，主動提出給農民“還權賦能”呢？
這也是我們後來幾年在成都調查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上文介紹過的2007年到邛崍縣羊安鎮仁和社區看過的新農村建設個案，大的範疇還屬於所謂“三個集中”，也就是“工業項目向園區集中、農民居住向中心村和小集鎮集中，以及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
這“三個集中”，是成都到江浙等地考察後學回來的。針對的問題，是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更合理地配置空間資源。早期的改革，從放權讓利啟動，把原先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權力層層下放，然後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多個積極性，還有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很快把經濟搞了起來。代價也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布局過“散”：辦工業村村點火、到處冒煙；農業以家庭承包為基礎，農地過小過碎；農村居民更是居住分散，改善生活和生產條件的難度太大，因為無法取得規模經濟效果。江浙發展早，看到這個問題早，提出相對集中的方針也早。成都後起，到東部取經，看明白可以少走彎路，於是從2003年開始，把“三個集中”作為經濟工作的主攻方向。
很明白，“三個集中”的主體是政府。不是嗎？無論工業、農民居住和耕地，究竟向哪裏集中，怎樣完成集中，每一步都離不開政府的規劃、政府的推動和政府的落實。說“中國模式”的發動機就是政府，還真有相當厚實的微觀基礎。不過既然政府主導，那麼工業項目包括民營工業、農民的住宅和耕地，就難免“被集中”，其中民辦工業的自主權、農民選擇居住地點的自主權、耕地流轉或拒絕流轉的經營權，如何得到保障？如何才能防止遭受侵犯？
最麻煩的是，一旦政府主導的“三個集中”做出了成績，一旦這些成績轉為官場競爭之“政績”，以及遍地推進“三個集中”一旦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政府主導模式”可就欲罷而不能！要轉型、更新動力機製嗎？觀念不容，利益不容，競爭形勢也不容。
這就是成都問題了。那裏自2003年推行“三個集中”，成效彰顯：全市100多個工業區集中為21個，建成了幾十個農村新社區（包括我實地看過的仁和社區），外加一批現代農業化規模農業點。實踐證明“三個集中”很有效，繼續幹下去不就結了？可是偏偏5年之後，成都市委市政府於2008年采納了“還權賦能”的建言，提出農村確權產改，似乎偏要為如火如荼的“三個集中”製造那麼一點執行的摩擦力。於是我們問，看起來如此不合邏輯的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