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介紹情況的是仁和社區的支部書記雍長清，我邊聽邊打量這位壯實的村莊領導人。他給的名片也有特點，上書“三河農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翻過來是“經營項目：提供5000畝廉價土地，對外招商，建農業園區；提供《鄉村旅遊》策劃包裝項目，對外招商，建鄉村旅遊園區；提供廉價勞動力3000人，滿足園區勞動力”。當然見怪不怪，反正到了基層，“三個牌牌一個門，說了算的就是那個人”，黨政、政企都是一體化、一把抓。
雍支書談完領我去看。他的最得意之作，是在仁和新社區裏新蓋的那個“民福院”。進去看，才知道是個養老院，有二三十戶孤寡老人住在裏麵。也是簇新的川西民居院子，不過每戶的開間小些，並有專門照顧老人的服務員。孤寡老人哪有錢蓋新房呢？老雍說他們不用掏一分錢，都是老房子的宅基地還耕以後換得的資金，因為新房子占地少，騰出土地的指標相對多，加上縣上給的民生項目，就搞成了。
這個地方確有新因素。最引人注意的，是城市資金進入了農村。想想啊，倘若沒有占補平衡以及後來的“土地掛鉤”（容我另向讀者介紹），一個傳統農區再下苦力整治，也不可能獲得百萬元量級的建設資本啊！也不是“無私的反哺”，人家城市要占地，占了地發大財，拿出個零頭來換占補平衡指標。不過對農村人來說，城市的零頭就是本地的大頭。否則，5000畝整治達標的耕地從何而來？僅第一期就建成200多棟新居的新村從何而來？“民福院”又從何而來？
很有意思，仁和並沒有把實物形態的土地資產賣給城市。他們出售的，不過是一種很抽象的“權利”——原本在農地裏占地過多的田埂和溝渠，以及村莊裏閑置的建設用地，一旦經整治複墾為耕地，“可建設”的權利就被抽象出來並構成交易的標的。這一點讓我著迷，因為恰恰在科斯經濟學的意義上，交易的本質正是權利的換手，而不是具體的商品、勞務或資產在物理上的換位。
不過，局限在農村範圍，土地裏的抽象權利並不值錢。道理簡單，即便實際耕地麵積擴大了，最大收益也不過就是新增耕地每年新增加的農產品淨收益。它根本抵不過為新增耕地所耗費的土地整治成本。但是，城市的引入讓事情有了變化：土地裏抽象的建設權，移到城市就大大增值，以至於隻拿出一個零頭，仁和的土地整治就辦得熱火朝天了。
仁和之行有收獲，看出城鄉統籌確有名堂。接下來的問題是，這隻是“點”上的個別樣本，還是有“麵”上意義的變革？更揮之不去的，是在仁和看到的抽象權利還非常之初級，差不多還是在整個行政壟斷土地轉讓權的體係裏，剛剛有些鬆動，剛剛容納了一點讓農民和農村做自主選擇的空間——這個苗頭，發展下去會是個什麼樣？還有哪些變化的形態？是否能夠“和平長入”現存的土地製度？
好在成都方麵還歡迎去看。正中下懷，於是從2007年起，一路斷斷續續看下來。也不是我一個，還有一批同事和同學，大家一起去看。我們到2009年才寫出第一份研究報告，北京大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時候，用的書名如下：《還權賦能——奠定長期增長的製度基礎》。那最前麵的四個字，其實是借來的。非借不可的理由，是我們怎樣也想不出有更好的一個詞彙，能夠概括我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