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取向的改革中，行政權力極度膨脹。這樣一種乍看起來的悖論性現象——我們不妨稱之為“轉型悖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本係列評論涉及的城市化中的土地問題，其實是轉型悖論的一個實例。解開個中之謎，也許對破譯轉型悖論有點幫助。
更富有挑戰意味的，是如何跳出轉型悖論。難點在於，增長常常成為膨脹的行政權力手中的人質——由於行政主導構成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組成部分，因此當改革觸及權力的時候，也可能連帶影響增長速度。老話說投鼠忌器：膨脹的權力為“鼠”，高速經濟增長為“器”，緊密地挨在一起，很難辦。
要解這個扣，機遇可遇而不可求。2007年春夏之際，京城“50人論壇”通知，將在成都舉辦一次研討會。論壇秘書長徐釗女士專門打來電話，說我過去參加活動太少，這次討論城鄉關係，應該去。她還說，陳錫文——80年代我工作過的研究機構的領導——也要去的。那就去吧。
那次研討的緣起，是國家批準成渝城鄉統籌綜合改革試驗區。記得會上是楊偉民宣讀國家的決定，然後就是成都方麵介紹情況和改革試驗的構想。發言人有兩位，一位是李春城，時任中共成都市委書記；還有一位是成都市市長葛紅林。印象中，這兩位地方領導的表達能力一流，把現實情況和未來展開的輪廓，都交代得很清楚。不過，像很多剛接觸這類信息的研究者一樣，我聽了以後並沒有解開心中的疑慮：讓農民更多分享城市化的收益，路徑究竟何在？即便存在那麼一條康莊大道，行政權力為什麼會放手巨大的既得利益？
好在當地給了實地觀察的機會。除了論壇組織的觀光之外，我還自己去了邛崍縣羊安鎮仁和社區。那是一個由4個老村子組成的新農村社區，但見規劃出來的新村中心，平地建起200餘棟農民新居，全部白牆青瓦，是典型的川西民居了。這類新農村，各地多多少少總有幾個。仁和有什麼新鮮的嗎？
交談之後，才知道籌資有新意。開始，仁和社區抓住的就是一個占補平衡的機會。當時政策規定，城鎮發展占用耕地，占一畝要找個地方新增一畝耕地補上。問題是，川西平原的農耕早就十分成熟，哪裏還有可墾的荒地？於是逼出一個“土地整治”，就是平整現有農地，把緩坡治平，重新合理安排地裏的路、渠、溝、坎，以此增加實際可耕地麵積。在財務上，這就是把城市化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拿出來投資農村土地整治，達成“占補平衡”。
我記下了當時的價：2005~2006年之際，通過整治每增加1畝實際可用耕地，驗收合格，市國土部門給8000元人民幣。給定當時人工和其他成本，此價很有吸引力，參加整治的要競標才能得到機會。對仁和本地來講，整治後增加的耕地政府也搬不走，依然歸農民所有，以後年年增加的農業收入也歸農民所有，無非就是整治出力，還掙一筆收入，何樂而不為？
很快發現，可整治的土地不夠多。因為通過整治實現的耕地麵積增加，平均也就占全部整治麵積的7%~10%。仁和更尷尬，第一期報可新增耕地的麵積，他們把數目報大了，實施後發現整不出來那麼多。但項目已立，預付款也領了，驗收不夠數，如何是好？
出路是村莊整治。因為仁和人發現，老村落裏還有不少建設用地，本來也不種莊稼，也沒有好好利用，無非東家一塊西家一塊的，規劃一下，整治整治，複墾成合格的農地，交付驗收的指標就夠了。由此也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發現：村莊整治比農地整治耗費大，但新增耕地麵積的比例也高很多。隻要國土部門給價合理，村莊整治（後來當地叫“拆院並院”）的潛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