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的艱苦奮鬥傳統,與之俱亡。這時的楚國,有如在驚風急雨中戰栗的秋葉,隨時可能被雨打風吹去。是它人口不多嗎?不是。
是它財富不足嗎?不是。楚國的衰敗,說到底,是自身的機製在逐漸枯萎中,由此,先前使它睥睨列國的苦誌、銳氣、豪情已被消磨一空了。
盡管疆土日削月朘,這時的楚國還是僅次於秦國的第二大國,絕長續短,仍有方圓約三千裏的江山。銅和鐵的產量,還是楚國的最多。安徽壽縣李三古堆有一座大型楚墓,1933年至1938年兩次遭盜掘,出土青銅器甚多,已知有銘者近60件。這些青銅器鑄造時操作嚴格,工藝精熟,雖不見繁密細巧的紋飾和鏤空透雕的部件,而鼎體雄偉,且鼎足粗壯,猶存大國氣象。楚王酓肯鼎侈口有流,斜壁平底,附耳外卷近平,蹄足既高又壯,造型頗具新意。鑄客大鼎高113厘米,口徑87厘米,腹圍90厘米,重約400公斤,是當之無愧的鼎中之王。此墓因作器者多為酓肯(考烈王)和酓(考烈王子幽王),學術界多以為乃楚幽王墓。近年來,劉和惠經精研細究,鑒於銘文多言及“王後”,“王後”器組合成套,“熊”器和熊肯器俱少,認為可能是幽王時太後即李園妹之墓。有些小件的銅器,造型頗奇而施紋頗精,如1956年壽縣丘家花園農民在李家墳犁地時發現的“大”銅牛,重僅1.75公斤,眼、眉、鼻有錯銀鏤,周身和蹄部飾嵌銀雲紋,在眾多楚器中獨具一格。
這時的兵器也有裝飾異常考究的,如1974年洛陽出土的一件銅劍,銘文為紅銅嵌錯的“繁陽之金”四字,作“蚊腳書”。此劍出土時,有從大到小共12顆珍珠排列在劍莖前,應為劍首垂飾。其鞘為象牙所製,上葉近口處有雙鉤浮雕變形獸麵紋。經洛陽市博物館鑒定,此劍為戰國晚期楚劍。②金和銀的產量,也是楚國的最多。這時楚國鑄造了大量金幣和少量銀幣,其他國家則仍然隻有銅幣。楚國的金幣有版形、餅形兩種。金版即爰幣,其鈐印以“郢爰”為最多,也有“陳爰”、“爰”、“盧金”、“”、“匋匋”、“”等。金餅較少見,無印文。小而扁的金餅,可加鈐印為金版。大而鼓的金餅,可改鑄成金版。也有把金餅切割而為“馬蹄金”的,但不多。每方鈐印的爰幣重量為10克至25克,整塊金版約重250克。金的產地有多處:其一,如《韓非子·內儲說》所記,“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既在“荊南”,則“麗水”似即澧水;其二,如《管子·輕重》所記,“楚有汝、漢之黃金”,但這時汝、漢已非楚域;其三,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記,“豫章出黃金”,這時豫章仍為楚國所有。銀幣雖有而罕見,已知實物僅1974年河南扶溝出土18件布幣。從戰國中晚期的楚墓中,已有多件天平和多套砝碼出土。這些天平和砝碼,無疑是專門用來稱量貴金屬的。楚國金幣的大量湧現,似與紓解財政危機有關。《韓非子·內儲說》講到楚國禁止私人采金,違者置以重刑,可見金的生產是由官方壟斷的。這時楚國的銅幣,仍以銅貝為主,但已有背文為“十貨”或“當”的布幣,以及麵文或背文為“四朱”的圜錢和方錢。此外,在黃石一帶,還發現了戰國晚期其狀如長舌而麵文為“當金×朱”的銅幣,似為財政危機的產物。
成群的貴族隨著王室來到淮水中遊,大興土木。這時,板瓦、筒瓦、半瓦當、圓瓦當、空心磚和大方磚已一應俱全。圓瓦當多飾雲紋或鳳紋,比先前素麵的精致了。空心磚長60厘米~70厘米,寬約30厘米,厚15厘米~20厘米,飾四葉紋、雲紋和幾何形紋。20世紀80年代中,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壽縣柏家台子發掘了一處戰國晚期的建築基址,麵積達數千平方米,出土的磚瓦形體大而花紋美,表明這個遺址可能是楚宮的廢墟。壽郢故城遺址在今壽縣城東南,依山繞水,周長20.90公裏,麵積26.35平方公裏,規模比栽郢大得多,在列國都城中僅亞於燕下都。安徽境內戰國晚期的楚墓出土玉器較多,其中長豐楚墓出土尤多。這些玉器出自中小型墓,然而雕琢精細,花紋華麗。與北方各國同期的玉器相比,毫不遜色。壽縣出土的一件龍形玉佩,造型和雕工也都是上乘的。春秋末期的楚人王孫圉曾對晉人說,玉飾乃嘩囂之美,楚人不以為寶。可是殊世異風,戰國晚期的楚國貴族已陶醉在嘩囂之美中了。
自從栽郢棄守,楚文化就進入了滯緩期。它受到嚴重的幹擾和摧殘,沒有明顯的進展,前程憂多於喜。
（第四節六王畢
正像《老子》第30章說的:“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國末期,六國災荒連綿不絕,三晉尤為慘烈,野有餓殍,軍乏鬥誌。到了最後十年,秦軍如決堤之水,勢不可擋,諸侯一個接一個變成了秦王政的階下囚。
秦王政采納李斯的建議,命令秦軍加緊進攻韓國。這時,韓非所著《孤憤》、《五蠹》已傳入秦國,秦王政得而讀之,不禁歎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