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問題———莊入滇的路線。《史記》說是“循江上”,《後漢書》說是“從沅水”。“循江上”,若不取道清江流域的五姓巴人方國,則必取道烏江流域的七姓巴人方國,這談何容易!“從沅水”,即經由黔中郡,可繞過上述兩個巴國,循沅水支流水西上入夜郎。
且蘭在今貴州黃平一帶,臨水上遊的陽河。且蘭以西,改舟行為陸行,雖道路崎嶇,但入滇尚稱便利。
第四個問題———莊到底是劇盜還是良將?綜理有關資料,應該承認他又是劇盜,又是良將,論行徑是劇盜,論才能是良將。至於說莊是農民起義領袖,則全無所據。
第五個問題———莊入滇是否王命所遣?按,莊曾作亂暴郢,即使失敗後降服了,也不可能俯首帖耳聽從王命到深險莫測的雲貴高原上去。唯一近情合理的解釋是莊兵敗後受楚師追擊和圍殲,不得不落荒而走,遁入夜郎,輾轉至於滇國。莊斷然不會對夜郎和滇國的土著承認自己是敗逃的盜首,隻會狐假虎威,冒稱乃王命所遣之將軍。
考證和論述莊的文章,迄今已有數十篇問世。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是劉玉堂所作的《論莊其人其事》。
莊雖落荒而走,但對路線不是心中無數的。莊所走的是橫穿雲貴高原的一條先秦古道,其東端在楚國的郢都,其西端在摩揭陀王國的首都華氏城(今印度巴特那),也可以說,東起長江中遊,西至恒河中遊。這是南方的“絲綢之路”,比北方的“絲綢之路”早二百年左右甚至更久。有沒有證據呢?有的。第一個證據是玻璃珠和石髓珠,第二個證據是古印度的商那閻的著作《政論》。
古代的玻璃珠或稱琉璃珠,有色,半透明。“琉璃”一詞始見於西漢,但據史樹青考證,楚辭所謂“陸離”應即“琉璃”,其說成理。從湖南、湖北兩省的戰國楚墓和曾墓中,出土了許多號為“蜻蜓眼”的多色玻璃珠。這類玻璃珠通常為球形,少數為圓中見方的球形,個別為多角的球形,有孔。在每顆玻璃珠上,都有若幹眼珠紋,每個眼珠紋都由一個圓點的藍色套上一個或幾個圓圈的白色構成,各個眼珠紋之間為朱色或綠色等。這樣,外觀就活像“蜻蜓眼”了。這類玻璃珠的裝飾風格,與中國傳統的裝飾風格迥乎異趣,與西亞、南亞的同類玻璃珠則全然相像,而西亞、南亞的同類玻璃珠較為早出並且更為多見。古代中國的玻璃是所謂鉛鋇玻璃,古代西亞和南亞的玻璃是所謂鈉鈣玻璃。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所出的一顆“蜻蜓眼”是鈉鈣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句踐劍劍格上鑲嵌的玻璃,以及河南輝縣出土的吳王夫差劍劍格上鑲嵌的玻璃,也是鈉鈣玻璃。這就可以證實那些“蜻蜓眼”最初應是從南亞進口的,後來才有楚國仿製的。國外考古學界認為:“琉璃”可能是梵語vaidu-rya的音轉,原指綠柱石之類有青、綠、紫諸色的寶石,借指外表類似這些寶石的玻璃珠。
“蜻蜓眼”雖集中在楚地,但零零散散地流播到了北方。東起山東曲阜,西至陝西大荔,都有“蜻蜓眼”出土,然而寥若晨星。
公元前320—315年間,摩揭陀王國孔雀王朝的大臣商那閻著有《政論》一書,其中說到有從中國運去的絲。這絲,從中國北方運去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那要在一個多邊形上走完幾條邊線才能運到;從中國南方運去的可能性則很大,因為隻要在一個多邊形上走完一條邊線就能運到了。蜀地雖則也產絲綢,可是直到西漢,蜀地出口到南亞的還隻有麻布而沒有絲綢,由此可知,摩揭陀王國的絲應是從楚國運去的。
從楚國到摩揭陀王國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海路,一條是陸路。走海路,至今無證據;走陸路,卻有蛛絲馬跡可尋。所謂蛛絲馬跡,就是雲南出土的石髓珠和玻璃珠。據張增祺研究,這些石髓珠和玻璃珠是從西亞經南亞進口的,年代最早的在春秋戰國之際。上文曾談到的句踐劍和夫差劍都是春秋晚期的,但據後德俊研究,劍格上麵的玻璃大概是戰國時代才鑲嵌上去的。侯古堆1號墓所出的“蜻蜓眼”,則無疑是春秋晚期的原物。由此可知,這條“南方絲綢之路”或許早在春秋戰國之際就開通了。縱貫在今中緬邊界兩側的橫斷山脈,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難於通行。直到20世紀60年代,馬幫走山間小路,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從雲南西北部到印度東北部,走上半個月也就到了。
西亞和南亞的玻璃珠,越過橫斷山脈,穿過雲貴高原,運到了楚國,黔中郡的楚人自然知道有這條商路存在。到了黔中郡的莊及其部屬,才會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走上這條不無風險的古道。
到現在為止,先秦中外文化交流的唯一確鑿的物證就是上述“蜻蜓眼”玻璃珠,讀者不難想見,其可貴也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