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雖不難通讀,但不易讀透。嚴羽《滄浪詩話》雲:“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為識《離騷》。
否則,為戛釜撞甕耳。”
巫學給藝術帶來狂怪直率的意緒,道學給藝術帶來睿智玄妙的理念,騷學給藝術帶來高潔綺麗的情思:此三者,屈原兼而有之。
用現在慣用的術語來講,屈原的作品飽含著浪漫主義精神。然而,屈原作品的浪漫主義不是尋常的浪漫主義,它不是對古典主義的反叛,它與西方的浪漫主義不可同日而語。它來自巫的怪想,道的妙理,騷的綺思,三者交融,以至迷離恍惚,汪洋恣肆,驚采絕豔,比尋常所謂浪漫主義更為浪漫主義。
人民懷念屈原,過端午,裹粽子,賽龍舟,本來與屈原無涉,後來都變成紀念屈原的風俗了。誠如李白詩《江上吟》所雲:“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雲:“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中,唐勒除姓名外,一概不詳。景差可能與宋玉同時,但未見有可靠的傳世之作。一說《大招》為景差所作,但從王逸為之加注時起就有爭議。《楚辭章句》雲:“《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玉生活在頃襄王時,其傳世之作,公認的大致可以說有《九辯》,真偽莫辨的有《楚辭章句》所收的《招魂》和《文選》所收的《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襄王問》計六篇。這六篇都是大手筆,除《招魂》可能為屈原所作外,另五篇的作者似非宋玉莫屬,他人恐不足以當之。
宋玉景仰屈原,哀其誌而慕其文。與屈原的作品相比,宋玉的作品格調略嫌卑弱,巫學和道學的成分較為淡薄,但自有其清新、細膩之妙。
前人對宋玉的品節和辭賦都有很高的評價,以為與屈原差可比肩。李白詩《感遇》四首之四雲:“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彩雲,郢路歌《白雪》。舉國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絕。”杜甫詩言及宋玉者更多,其《詠懷古跡》五首之二有句雲:“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其《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禦判官重贈》有句雲:“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其《戲為六絕句》之五有句雲:“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今人對宋玉的評價,與前人對宋玉的評價相比,顯然是減色了。
這是因為今人有什麼新的發現嗎?不是!宋玉依然故我,隻是當代的風氣和今人的心態都不古了。
（第八節莊的暴郢和入滇
懷襄之際有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在楚國曆史上一掠而過,如天馬之行空。古人說他是劇盜或者是良將,今人則有說他是農民起義領袖的。無論古人、今人,都有懷疑他不止一個人,而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兩個人的。這位神秘人物就是莊。
最早記錄莊其人其事的文獻是《荀子》、《韓非子》、《商君書》和《呂氏春秋》,都成書於戰國末期。《荀子·議兵》說:“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起,楚分而為三四。”《商君書·弱民》所記與此大同小異。《韓非子·喻老》說到莊曾“為盜”,“吏不能禁”。《呂氏春秋·士節》說到莊曾“暴郢”。這些零星的記載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官方稱莊為“盜”,此其一;莊曾經在郢都作亂甚至造反,此其二;楚國一度因莊作亂而失去對地方的統一號令,以致有些地方各行其是,此其三;莊起事是在楚懷王二十八年齊、韓、魏合兵攻方城、殺唐蔑之後,此其四;以莊為氏,應是楚莊王後裔之氏於諡者,此其五。《荀子·議兵》又說:“齊之田單,楚之莊,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可見,莊以善用兵知名,此其六。
《史記·西南夷列傳》另有一說,其文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者,故楚莊王苗裔也。
至滇池,方三百裏。旁平地,肥饒數千裏,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記與《史記·西南夷列傳》有同有異,其文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滇王者,莊之後也。”前稱“莊豪”,後稱“莊”,顯然是同一個人。參照其他文獻,應以莊為正。
第一個問題———莊入滇的傳說是否可靠?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曾“奉使南征巴蜀以南”。莊入滇的傳說,應是他在巴蜀以南采集的。既然滇王自稱如此,想來不會是杜撰的。滇楚之間,隔著一個夜郎。如果滇王不是莊的後人,那麼,他們數典忘祖,偏要越過夜郎去冒請楚國的一位劇盜做自己的始君,就完全不合情理了。
第二個問題———莊入滇的年代。《史記》以為在楚威王時,唐人杜佑已在《通典》中指出其謬誤,理由是從楚威王末年到楚頃襄王二十二年秦取黔中郡“凡經五十二年”,莊的壽命長得令人礙難置信。上文據《荀子·議兵》,指出莊入滇應在楚懷王二十八年以後,則《後漢書》以為在楚頃襄王時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