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典範永垂。他愛國,也愛民。他愛自己所出生的鄉國和自己所奉仕的君國,也愛號為九州之地的祖國。
他誌潔行廉,抗“溷濁”之世,違“工巧”之俗。在古代愛國者之群中,屈原如木秀於林,至今為人們所崇敬。
屈原又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豐碑長存。在博采南北民歌精華的基礎上,他創立了從內容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楚辭。在抒情領域內,屈原的作品不僅前無古人,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後無來者。西漢末劉向編集屈原作品凡25篇,東漢初班固《漢書·藝文誌》所記屈原作品正是25篇。晚於班固的王逸作《楚辭章句》,所錄屈原作品也是25篇。屈原的全部作品雖不止此數,但25篇之外的都失傳了。25篇之中,《遠遊》、《卜居》、《漁父》,近人多疑為非屈原所作。25篇之外,還有《招魂》和《大招》可能為屈原所作。
大致無爭議的屈原作品是:《離騷》、《九歌》(11篇)、《九章》(9篇)、《天問》。
《離騷》是屈原的主要作品,後人或簡稱之為《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雲:“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誌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心雕龍·辨騷》評《離騷》和其他楚辭作品,其結句雲:“……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司馬遷之所論,重在思想;劉勰之所論,重在藝術:合而觀之,大致就表裏兼得了。
對於屈原的學術,我們不妨稱之為騷學。
楚國本來隻有巫學,自從楚文化進入鼎盛期之後,巫學才開始分流:其因襲罔替者仍為巫學,其理性化者轉為道學,其感性化者轉為騷學。楚國的強盛加劇了大國與小國的矛盾,貴族與平民的矛盾,以及國人與野人的矛盾,某些處在中間地位的有識之士謀求解脫,這是巫學理性化而為道學的曆史背景,時當春秋晚期與戰國早期之際。楚國社會的興旺以至爛熟引發了雙重危機,內有痼疾的消磨,外有勍敵的憑陵,貴族中的有識之士謀求拯救而不得行其道,這是巫學感性化而為騷學的曆史背景,時當戰國中期與晚期之際。
道學是上文已介紹了的,騷學則是本節所要介紹的。
從稟賦和素養來看,屈原實在是一位大巫。《離騷》足以證明,屈原熟知神話,深欽神巫,善作神遊。屈原與一般楚國大巫不同的是,他把郢中巫學和稷下道學糅合起來了。《離騷》有雲:“耿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風餘上征”。王逸《楚辭章句》注曰:“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遊。”“真人”,在《莊子》中等於“至人”。
《莊子·田子方》雲:“夫至人者,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稷下道家的作品《管子·內業》以為心內精氣飽滿,“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能達到這個境界的,便是“真人”、“至人”,其尤“真”尤“至”者為“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