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經蘇秦遊說,楚、韓、魏、趙、齊、燕六國合縱。懷王為縱長,率六國聯軍伐秦。近函穀關時,六國聯軍逡巡不進。秦師出函穀關後,六國聯軍迅即退卻。一次堂堂正正又轟轟烈烈的合縱,就這麼慌慌忙忙地收場了。六國之間矛盾重重,誰都怕自己吃虧,虛張聲勢的時候個個爭先恐後,真要打起仗來就個個爭後恐先了。
當時的楚國,在蘇秦看來,物價太昂貴了,作風太拖拉了。《戰國策·楚策》記蘇秦到郢都後,過了三天才見到懷王。他用譏刺的口吻對懷王說:“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這話盡管刻薄,卻不無所據。正在極盛時期的楚國,既有實的一麵,也有虛的一麵。張儀早年在楚國待過,但不得誌。據《戰國策·楚策》所記,張儀曾問懷王:“王無求於晉國乎?”懷王說:“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顯然,懷王確信天下莫富於楚。財力雄厚,這是實的一麵。至於物價昂貴、作風拖拉等等,則是虛的一麵。《戰國策·魏策》記張儀對魏惠王說:“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
公元前316年———懷王十三年,巴、蜀兩國相攻,都向秦告急。
秦惠文王命群臣議可否伐蜀,張儀主張先伐韓,司馬錯主張先伐蜀。
《史記·張儀列傳》記張儀說:“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川(在今河南宜陽一帶)和周室乃“天下之朝市”,如能誅周王,出九鼎,便可“挾天子以令於天下”;伐蜀則“不足以成名”,也“不足以為利”。司馬錯說:“不然!……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今王地小民貧。”伐蜀,“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如攻韓與周,則韓與周必“並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秦“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司馬錯指出當時的秦國“地小民貧”,這當然是與六國———主要是與楚國相比而言的。秦惠文王從司馬錯之議,以司馬錯為帥,起兵伐蜀。秦師越過秦嶺,攻入蜀都,貶蜀王為侯,命陳莊為其相。不久,秦國又兼並了七姓巴國。
先前,如《戰國策·趙策》所雲,“諸侯之地五倍於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自從得到蜀這個天府之國以後,秦國領土擴大了,富源增多了,兵力加強了。《戰國策·東周策》記周最雲:“秦地,天下之半也,製齊、楚、三晉之命。”
楚與秦角逐,最大的失策就是聽任秦取巴蜀而有之。秦取巴蜀,其勢如拊楚入之背。從此,楚就不得不瞻前顧後了。巴蜀就在楚國的西麵,可是楚人一向對巴蜀不感興趣。楚文化輻射力很強,覆蓋麵很廣,它向北、向東、向南擴散,像一個扇麵形,唯獨不向西擴散。是因為楚人無力西進嗎?不是。楚人開拓疆土,出方城而北,沿淮水而東,逾洞庭而南,再接再厲,愈挫愈奮。假如有意問津巴蜀,巴蜀早就納入楚國的版圖了。顯然,楚人不是無力西進,而是無意西進。楚國的北、東、南三麵都有大片衝積平原,而且相接互通,唯獨西麵是高山深穀,水行要溯激流,過險灘,陸行僅有鳥道。
楚人從黃河下遊到長江中遊,一直生活在平原上,積久成習,隻愛平原,不愛山地;隻喜原居,不喜山居。因此,對北、東、南三麵,楚人長期奉行戰略進攻的方針;對西麵,楚人奉行的方針卻始終是戰略防禦。楚人設巴郡,築扞關,隻是求其無後顧之憂而已。長江北岸,過了巴東,再往西去,至今不曾發現楚墓;長江南岸,過了宜都,再往西去,楚墓也影蹤全無。顯而易見,楚文化是一種平原文化。這裏所謂平原是廣義的,包括丘陵、水域以及山間的盆地、河穀在內。南方平原的生態環境賦予楚文化以獨具的特性和特色,而且賦予楚文化以獨具的機製和模式。飯稻羹魚,這是南方原居民族的飲食習慣。安車輕舟,這是南方原居民族的交通工具。嫌山愛水,這是南方原居民族對生態環境的選擇傾向。靈巧、清秀,這是南方原居民族情有獨鍾的藝術風格。楚人的望祀隻祀大川,不祀名山。
《左傳·哀公四年》記楚昭王說:“江、漢、雎、漳,楚之望也。”雎山和荊山雖在楚國發祥之地,雖與楚國的始都密邇相望,然而楚人不祀。楚辭描寫山地,色調偏暗、偏冷;反之,描寫平原,色調就偏亮、偏暖了。《九章·涉江》描寫山地,有句雲:“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九章·思美人》描寫平原,有句雲:“吾且蕩誌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九章·哀郢》描寫平原,有句雲:“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兩相對比,可知三閭大夫也是不喜山居而隻喜原居的。
楚文化在平原上如魚得水,一到山地就如魚失水了。它像水之行於地,總是往平處和低處流去,遇到高處就停下。它太發達、太成熟了,機製是程式化的,模式是偏頗型的,年代愈晚就惰性愈重。
如果不受到強勁的刺激,不發生劇烈的變化,它就無法適應多樣化的生態環境。秦文化與楚文化不同,它是黃土高原文化,河帶山礪,對平原和山地都能適應。楚國之所以未能削平六國,統一九州,史學家可以指出好多原因來,從文化上看,實為基於深固難徙的平原特性和平原特色。楚人拒巴蜀而遠之,秦人取巴蜀而有之,一失一得,已經預示了楚敗秦勝的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