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一、小駝背
貪婪女神法瑪有許多種形象。榮譽也是多種多樣的，從頭版新聞的一時轟動到流芳百世的英名。死後的聲譽是法瑪最罕見、最沒興趣的榮譽，盡管比起其他榮譽，它是不那麼隨意的，而且更堅實，因為它是唯一很少被賦予純粹商品的。最能從中獲利的人已經死亡，因此它是不能出售的。現在，這種非商業性、非獲利性的死後聲譽落到德國的瓦爾特·本雅明的名字和著作上。在希特勒攫取政權前不到10年的時間裏和此後的流亡時期，這位德國猶太人作家是雜誌與報紙文學版的撰稿人，小有名氣但並非聲名顯赫。在1940年初秋他選擇了死亡時，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對於他的許多同胞和同輩人來說，那個時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黑暗時刻：法國陷落，英國岌岌可危，希特勒與斯大林的協定依然生效，人們最擔心的是歐洲兩個最強大的秘密警察勢力可能會狼狽為奸。15年後，本雅明的兩卷本著作用德文出版了，立刻給他帶來了讚譽，並且超出了他生前少數朋友的承認範圍。但是，純粹的聲譽是基於精英的判斷，無論有多高也是不夠的，因為隻有獲得多數人（不需要有天文數字的多數）的承認才能保障作家和藝術家的生活。我們要重複西塞羅的話：“‘如果死後榮耀者生前也榮耀’，那麼一切將會多麼不同。”
死後聲譽是一種古怪的東西，是不能歸罪於世界的盲目和文學界的墮落的。也不能說，這是對超前者的辛辣獎賞。那樣說，就意味著曆史是一種競賽跑道，有的選手跑得太快，跑出了觀眾的視野。相反，死後聲譽通常是繼續了同時代人的最高承認。當1924年卡夫卡去世時，他的已經出版的少數作品還沒有售出200本，他的長篇小說還沒有出版，但是他的文學朋友和少數幾乎是偶然見到他的短篇散文的讀者就已經確信，他是當代大師之一。本雅明早就獲得這種承認，而且不僅僅是在當時尚不出名的一些人中間，如他的青年時代的好友朔勒姆和他的第一個和唯一的崇拜者阿多諾。他們後來一起編輯了他的文集和書信。可以說，霍夫曼斯塔爾和布萊希特都本能地立即給予了承認。前者於1924年發表了本雅明的論文《論〈親和力〉》，後者據說在得到本雅明死亡的消息時表示這是希特勒給德國文學造成的第一個重大損失。我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完全沒有得到賞識的天才，是否死後聲譽是那些並非天才的人的白日夢。但是我們有理由斷言，死後聲譽不是他們的命運。
聲譽是一種社會現象。正如塞涅加指出的：“一個人的意見對於聲譽是不夠的”，盡管對於友誼和愛情足夠了。而且，如果沒有分類，沒有把各種事物和人分門別類，任何社會都無法正常運轉。這種必要的分類是一切社會辨識的基礎。辨識不僅是政治領域而且是社會領域的一個構成因素。在社會中，所有的人都必須回答一個問題：他是幹什麼的（不同於另一個問題：他是誰），也就是，他的角色和職能是什麼。當然，絕不能這樣回答：我是獨特的，這不是因為我傲慢，而是因為回答是無意義的。就本雅明而言，對於這一難題需要仔細地回溯。當霍夫曼斯塔爾讀了這個毫無名氣的作者寫的論歌德的文章後，他稱讚這篇論文是“絕對無與倫比的”。難題在於，他的話的確有理，因為已有的文獻是不能與之相比的。對於本雅明所寫的一切來說，難題在於它們總是顯得別具一格。
因此，死後聲譽似乎是難以分類者的命運，也就是說，這種人的成果既不契合現有的分類體係，也沒有產生一種能夠納入將來的分類方法的文體。許許多多想描述出這一個卡夫卡的努力都失敗了。它們都是強調卡夫卡的獨一無二性，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對新穎性。這就是為什麼社會很難與之適應，因為它總是不願打上讚同的印記。直截了當地說，正如在1924年把卡夫卡說成是小說家是一種誤導，把本雅明說成是文學批評家和隨筆作家也是一種誤導。如果把他完全說成是我們通常的框架裏的作家，就得做出許多否定的陳述。例如，他是極其博學的，但他不是一個學者；他的研究對象包括文本及其解釋，但他不是語言學家；他不是被宗教而是被神學以及把文本神聖化的神學式解釋所吸引，但他不是神學家，他對《聖經》不那麼感興趣；他是一個天生的作家，但他的最大雄心是創作一部完全由引文構成的著作；他是第一個翻譯普魯斯特（與弗朗茲·赫塞爾合作翻譯）和聖瓊·佩斯的作品的人，此前他還翻譯了波德萊爾的《巴黎風光》，但他不是翻譯家；他撰寫書評，寫了一係列關於活著和已故作家的論文，但他不是文學批評家；他寫了一部論述德國巴羅克戲劇的著作，還留下了一個關於19世紀法國的未完成的宏大研究，但他不是曆史學家，等等。我想把他說成是詩意地思考的人，但他既不是詩人，也不是哲學家。
在本雅明僅有的幾次確定自己專業的場合，他自詡為文學批評家。如果一定要說他有什麼抱負的話，那麼就是成為“德國文學唯一真正的批評家”（朔勒姆在已經發表的致本雅明的幾封極其感人的信中的用語），當然，因此而成為社會有益成員的觀念也鞭策著他。毫無疑問，他讚成波德萊爾的說法：“作為一個有用的人，我是完全被厭惡的東西。”在《論〈親和力〉》的引言部分，本雅明解釋了他所理解的文學批評家的任務。他首先區分了注釋家和批評家：
批評涉及藝術作品的真理內容，注釋則涉及它的題材。二者之間的關係是由文學的基本法則決定的。按照這種法則，作品的真理內容越是有針對性，它與其題材的聯係就越明顯和緊密。因此，如果這些作品恰恰表現出其真理是深深地嵌入其題材之中的話，那麼在這些作品發表的時代過去很久之後，當一個人對這些作品做出深入的思考後，就會發現這個作品中的現實顯得更引人注目，盡管這種現實已經在世界中消退。這就是說，即使題材和真理內容在作品的早期是結合在一起的，它們在作品的後續生命中也會逐漸分離。當真理內容依然隱藏不露時，題材卻會變得更醒目。因此，對明顯的和奇特的東西即題材的解釋越來越變成後來批評家的一個前提。我們可以把他比作一個麵對著一份羊皮紙文稿的古文書研究者。文稿是由古怪的文字組成的。正如古文書研究者必須首先讀解這些文字，批評家也必須首先注釋原文。由於這種工作，就直接產生了批評判斷的重要標準：隻有在這個時候批評家才能提出一切批評的基本問題，即作品中閃閃發光的真理內容是否應歸因於其題材，或者題材的生命力是否應歸因於其真理內容。因為它們在作品中逐漸分離，所以它們決定著作品的生命力。從這種意義上看，藝術作品的曆史為批評做了準備。這也就是為什麼曆史的時間距離越遠，藝術作品的魅力越大。打一個比喻，如果我們把一個不斷成長的作品看成一個火葬的柴堆，作品的注釋者就像化學師，而批評者就像煉金術士。前者把木柴和灰燼當做唯一的分析對象，而後者僅僅關心火焰的秘密，即冉冉躍動之謎。因此批評家探尋的是真理，後者躍動的火焰是在過去的厚重柴堆和已逝的生命輕灰上燃燒。
批評家正如煉金術士施展著一種法術，把現實的無用因素變為閃閃發光的永久的真理金子，或者說他注視和解釋造成這種魔術變化的曆史過程。不管我們如何看待這種形象，當我們把作家也看成一種文學批評家時，我們通常很難想到更合適的範疇。
但是，除了對那些“在死亡中贏得勝利”的人無法分類這一事實外，也還有並非純屬客觀的因素，這就是厄運。這個因素在本雅明的一生中十分突出，是不可忽視的。他本人可能從未想到或追求過死後的聲譽，但是他極其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厄運。在他的著作中以及在他的談話中，他經常談到“小駝背”。這是出自一部著名的德國民間詩歌集《魔角男孩》的德國童話形象。
當我下到酒窖
去取葡萄酒，
一個小駝背在那裏
抓住我的罐子。
當我走進廚房
去準備菜湯，
一個小駝背在那裏
打破我的小鍋。
本雅明從小就熟悉小駝背。他童年時在一本兒童讀物中看到這首詩歌，從此再也沒有忘記。但是隻有一次（在《1900年前後柏林的童年》的結尾），當他預感到死亡臨近時，他試圖把握住“他的‘整個生命’……據說它會在垂死者眼前溜走”，他明確地講述了是什麼人和什麼東西使他從小就感到害怕，而且一直伴隨著他到生命結束。童年時，每當發生了一個小小的災難時，他的母親就會像德國千千萬萬的母親一樣，說：“笨先生發出問候了。”孩子當然不知道這個奇怪的笨先生是什麼樣子。母親也提到“小駝背”，後者能夠使各種東西對兒童進行惡作劇。當你感到或碰到一個你無法控製的東西，而那個東西變成碎片時，正是他耍弄了你。當這個孩子長大成人後，他懂得了孩提時代無法理解的事情，即不是他因為看到那“小東西”而惹惱了後者——他好像依然是個孩子，想了解恐懼是什麼——其實是小駝背在注視著他，而蠢笨就是災難。因為“凡是被那個小人注視著的人都是漫不經心的，既不關注自己，也沒有注意到那個小人。因此他在一堆碎片麵前不知所措”（《選集》第1卷，650～652頁）。
最近由於本雅明的書信公開發表，人們對他的生平故事可以做出一個大概的描述了。人們確實可以說他的生平就是一係列碎片，因為幾乎毫無疑問，他本人也是這樣看的。但問題在於，他很清楚這種神秘的介入，這“弱點和才能巧合”之處——他在普魯斯特身上準確地看到這一點。當他完全肯定地引用雅克·利維埃爾（Jacques Riviere）對普魯斯特的評論時，他當然也是在談論自己：普魯斯特“死於不諳世事，而正是那種不諳世事使他能夠寫出他的作品。他死於無知……因為他不知道如何生火或打開窗戶”（《普魯斯特的形象》）。與普魯斯特相似，他完全沒有能力改變“他的生活條件，即使當生活條件即將把他壓得粉碎”。（他就像一個夢遊者，他的笨拙始終把他引向厄運的旋渦或潛伏危機的地方。例如，1939—1940年秋天，轟炸的危險使他決定離開巴黎到一個安全地方。結果，沒有一顆炸彈落到巴黎，而本雅明去的莫城[Meaux]卻是一個軍隊集結地，很可能是當時那場虛假戰爭的幾個月期間法國最危險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但是與普魯斯特相似，他完全有理由為這災禍而慶幸，誦讀那首兒歌末尾的奇特禱詞：
哦，親愛的孩子，我請你
也為小駝背祈禱。
回顧他的一生，甚至從使本雅明步入作家生涯的第一個幸運事件中，就可以看到那個由美德、天賦、笨拙和災難編製成的無法解脫之網。通過一個朋友的大力幫助，他才使《論〈親和力〉》在霍夫曼斯塔爾的《新德意誌評論》上發表（1924—1925）。這篇論文是德國散文的傑作，在德國文學批評領域和歌德研究領域至今占有獨特的地位。但是在此之前，它已被多處拒絕。正當本雅明幾乎已經無心再“尋找接受者”時，霍夫曼斯塔爾給予了熱情的肯定（《書信集》第1卷，300頁）。但是，當時有一個關鍵性的厄運顯然從來沒有被充分認識，這一厄運在當時必然與這個機遇聯係在一起。這第一次公開發表的突破本來應該導致唯一的物質保障是獲得大學教師資格。這是本雅明當時正在爭取的教授生涯的第一步。誠然，這種工作還不足以使他維持生活——所謂的“編外講師”（Privatdozent）是沒有薪水的。但是這很可能使得他的父親供養他，直到他獲得正式的教授資格。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做法。現在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麼他和他的朋友們會擔心在一個並非古怪的大學教授指導下的教授資格論文會以一場失敗告終。有關人士後來宣稱，他們對本雅明提交的論文《德國悲劇的起源》一個字也看不懂。這種話確實可以當真。他們怎麼可能理解這樣一個作者？對於他，最值得驕傲的是“基本上由引文構成的寫作——難以設想的最瘋狂的拚貼技巧”；他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這篇論文6個部分前麵的格言上：“任何人……都不能收集到不多不少的最珍貴的（格言）。”（《書信集》第1卷，366頁）這就好像一個真正的大師，隻要在最近的交易中心陳列自己的作品，就能使某些獨特的東西變成時髦。的確，這裏不涉及反猶主義，也不涉及排斥異己的態度——本雅明是在戰爭期間在瑞士獲得本科學位，不是任何人的學生——也不涉及通常學院派對非平庸東西的猜忌。
然而，正是在這裏，笨拙和厄運相伴而至。在當時的德國，有另外的方式。正是本雅明的論歌德的論文破壞了他步入教授生涯的唯一機會。與本雅明的許多著述一樣，這篇論文出自於論戰的動機，其鋒芒指向弗裏德裏希·貢多爾夫寫的歌德傳。本雅明的批判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可能是期望不是從“正統機構”而是從貢多爾夫和斯特凡·格奧爾格圈子其他成員那裏獲得更多的理解——他從青年時代就很熟悉這一集團的精神世界，而且他可能並不想通過成為這個圈子的成員而獲得學術聲譽——當時這個圈子有人開始在學術界獲得相當令人心滿意足的立腳點。然而，他不應該如此激烈地抨擊這個圈子最顯赫、最有才能的學院成員，因此，正如他後來回首往事時解釋的，所有的人都會知道，他“與學院……與像貢多爾夫或恩斯特·貝特拉姆這樣的人建立的紀念碑……難以相處”（《書信集》第2卷，523頁）。的確，這就是症結所在。在本雅明獲準進入大學教書之前，他的蠢笨或他的厄運已經向世界宣告了這一點。
人們當然不能說他是有意地忽視必要的謹慎。相反，他懂得“笨先生發出問候了”，而且他比我所認識的其他人更小心謹慎。但是他的預防危險的係統，包括朔勒姆提到的“中國式的禮節”，卻總是以一種奇特神秘的方式，使他忽視真正的危險。正如戰爭開始時他離開安全的巴黎，跑到危險的莫城——幾乎是前線，他的歌德論文在他心中激起的是完全不必要的擔心：怕霍夫曼斯塔爾誤解文中對該雜誌一個主要撰稿人魯道夫·博爾哈特（Rudolf Borchardt）的極其謹慎的批評。而對於讀者會發現文中“對格奧爾格集團意識形態的批評……這個他們很難忽視的抨擊”（《書信集》第1卷，341頁），他隻是期待將會產生好的結果。他們根本不難發現這一點。因為沒有人像本雅明那樣與世隔絕，他完全是孤獨一人。即便是霍夫曼斯塔爾這樣的權威——本雅明在最初的幸福之感來臨時稱他為“新的保護人”（《書信集》第1卷，377頁）——也無力改變局麵。他的聲音很難與格奧爾格集團的強大力量抗衡。後者盡管有許多實體，但它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聯盟，而隻有意識形態，而不是地位和品德，才能把一個集團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盡管格奧爾格的追隨者們做出超然於政治之上的姿態，但是他們完全精通文人手段的基本原則，正如教授們精通學院政治的基本原理，報刊文人精通“一報還一報”的ABC。
然而，本雅明卻不諳世故。他從不知道如何對付這種事情，從來不能在這些人中間周旋，甚至當“敵人像狼群一樣從四麵八方湧來”（《書信集》第1卷，298頁），他已經看清世界的某些秘密時，他也束手無策。當他努力去適應、去合作，希望能夠多少站穩腳跟時，結果肯定是出岔子。
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幾乎要加入共產黨。但是，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歌德的一篇重要論文從未正式發表，不論是在當時約稿的《蘇聯大百科全書》，還是在今天的德國（譯注：阿倫特指的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德國）。克勞斯·曼（Klaus Mann）曾邀請本雅明為他的雜誌《文萃》（Die Sammlung）寫一篇關於布萊希特的《三便士小說》的評論，但是因為本雅明要250法郎（當時大約合10美元）的稿費，而他隻想付150法郎，結果退回稿件。本雅明評論布萊希特詩歌的文章在生前也沒有發表。最後，最困難的是他與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關係。社會研究所原來是（現在又重新是）法蘭克福大學的一部分，後來流亡到美國。本雅明在經濟上依賴於它。它的靈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在他們看來，本雅明的思想是“非辯證的”，是在轉向“唯物主義範疇，但絕不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吻合”，是“缺少中介”的，例如，在關於波德萊爾的論文中，本雅明“把上層建築中某些惹人注目的因素……直接地，可能甚至是隨意地，與（經濟）基礎中的相應因素”聯係在一起。結果，不論是研究所的雜誌，還是他死後的兩卷本選集，都沒有刊印本雅明具有獨創性的論文《波德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的巴黎》。
本雅明可能是這一運動（譯注：指法蘭克福學派）所產生的最獨特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吸引他的理論是關於上層建築的理論。對於這一理論，馬克思僅僅做過簡短的勾畫。由於大量知識分子的加入，而且由於一些人隻對上層建築感興趣，在這一運動中，上層建築理論占據了一個突出的地位。本雅明僅僅把這一理論作為一種啟示和方法刺激，而對其曆史或哲學背景不感興趣。他最著迷的是，精神與其物質現象聯係得如此緊密，以至於人們有可能處處發現波德萊爾所謂的“感應”（correspondences），如果它們是恰到好處地相互關聯的，那麼它們就能彼此相互澄清和揭示，這樣它們最終就不再需要任何解釋性注釋。他關注著一個街景，一次交易所中的投機，一首詩和一個想法之間的相互關聯。一個隱蔽的線索把它們聚在一起，並且使曆史學家或語言學家能夠認識到，它們應該屬於同一時期。當阿多諾批評本雅明“一股腦地展示現實”時，確實是一語中的（《書信集》第2卷，793頁）。這恰恰是本雅明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他受到超現實主義的強烈影響，“試圖如實地捕捉住曆史畫麵上最不起眼的現實表象，它的碎片”（《書信集》第2卷，685頁）。本雅明對細小的、甚至最微小的東西有一種偏愛。朔勒姆告訴我們，本雅明有一種抱負，即把上百條線畫在筆記本的一張普通紙上，他對克呂尼博物館猶太人分館中的兩個麥粒讚歎不已，因為“一個同胞在上麵鐫刻了完整的猶太教舍瑪（譯注：《聖經·申命記》中幾段被猶太教認為最重要的經文）”。在他看來，一個對象的大小恰與其意義成反比。這種偏愛不是心血來潮的怪想，而是直接出自對他產生過決定性影響的世界唯一觀，出自歌德對一種原始現象的實際存在的信念，即在表象世界中發現的一個具體事物，其“意義”（這個最歌德式的詞在本雅明的著作中反複出現）和表象，詞與物，理念與經驗都會重合。對象越小，就越有可能在它身上以最集中的方式包含了其他萬物。因此他極其興奮地看到，兩顆麥粒能夠包容了整個猶太教舍瑪，猶太教的精髓、最細微的精髓出現在最細小的東西上。換言之，本雅明最著迷的從來不是一種理念，而總是一種現象。“一切被稱為美的東西，最令人迷惑的是‘它顯現了’這一事實”（《選集》第1卷，349頁）。這種吊詭，更直截了當地說，這種顯現奇跡，總是他全部關注的中心。
這些研究離馬克思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有多遠，可以通過它們的核心形象——閑逛者來證實。正是由於他漫無目的、想入非非地在大城市中匆匆忙忙、追逐功利的人群中遊蕩，才能揭示事物的隱秘意義：“過去的真實畫麵倏忽而逝。”而且隻有閑逛者才能接受到這一信息。阿多諾敏銳地指出本雅明身上的這種靜態因素：“要想正確地理解本雅明，就必須能夠感受到在他的每一句話後麵，極度躁動是如何轉化為某種靜態的東西，即運動的靜態觀念。”（《選集》第1卷，ⅩⅨ頁）當然，沒有什麼比這種態度更是“非辯證的”了。由於這種態度，（《曆史哲學論綱》第9節中的）“曆史天使”不是辯證地走向未來，而是把他的臉“轉向過去”。“在我們感受到事件鏈條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個徹底的災難。後者把殘骸一個壓一個地堆起來，把它們猛摔在他的腳前。這個天使願意停下來，喚醒死者，把被打碎的東西變成一個整體。”（這大概意味著曆史的終結。）“但是，一陣風暴從天堂刮來。它猛烈地抓住他的翅膀，使天使不能合攏它們。這個風暴不可抗拒地把他推向他背對的未來，同時他麵前的碎片堆積越來越大，高聳入雲。這個風暴就是我們所說的進步。”在這個天使身上——本雅明是在克利的《新天使》上看到他的——閑逛者經曆了自己最後的變形。逛閑者正是通過漫無目的地遊蕩這一姿態，轉身背對人群，即便他被人群所推動、甚至淹沒。“曆史天使”注視的隻是一片過去的廢墟，他被進步的風暴吹得退向未來。說這種思想方式會考慮一種持續的、可以辯證理解的、可以用理性解釋的進程，似乎是荒謬的。
同樣顯然的是，這種思想既沒有試圖也不可能得出確定的、普遍有效的結論，而且，取代這樣一些結論是被阿多諾不讚同的“隱喻陳述”所取代（《書信集》第2卷，785頁）。因為本雅明關注的是可以直接和實際展現的具體事實，是明確表現出“意義”的事件和現象，所以他對不能具有可想象的最確定的外部形態的理論或“理念”沒有太多的興趣。由於這種十分複雜而又高度現實的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和基礎的關係就變成了一種隱喻關係。如果，例如按照本雅明的思想方式，抽象的Vernunft（理性）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動詞Vernehmen（感知，聽），那麼上層建築領域裏的一個詞也可以還原到其可感知的基礎，反過來也一樣，而且一個概念可以轉化為一個隱喻。所謂隱喻（metaphor）應從其詞源metapherein（轉化）的非寓言意義上來理解。因為隱喻建立了一種聯係，這種聯係是感官能夠直接感受到的，不需要解釋，而諷喻（allegory，寓言）總是產生於一種抽象觀念，然後幾乎隨意地用某種可感覺的東西來表示它。諷喻必須解釋才變得有意義，正如一個謎語必須找到一個謎底，因此對諷喻形象的頗費苦心的解釋總是尷尬地成為一種猜謎遊戲，即便在用骷髏表示死神這種寓言手法中無須多高的才智。自荷馬以來，隱喻就具有傳遞認識的詩的因素。隱喻的使用建立了物理距離極其遙遠的事物之間的“相應性”（correspondences，感應性，一致性或通感）。例如，《伊利亞特》中亞該亞人撕心裂膽的恐懼和悲痛是與黑水上北風與西風的會合呼嘯相呼應的。再如，一排排軍隊挺進戰場，是與狂風卷起的大海波濤相呼應的：波濤一排排地衝向海灘，然後在雷聲中迸裂。隱喻是一種可以詩意地表現世界統一性的手段。理解本雅明的困難之處在於，盡管他不是一個詩人，但是他卻詩意地思考，從而他注定要把隱喻視為語言最偉大的贈品。語言的“移情”使我們能夠賦予無形之物以物質形式。——“我們的上帝是一座威嚴的城堡”——從而使之能夠被人們體驗到。他之所以很輕易地把上層建築理論理解為隱喻思維的最後理論，恰恰是因為他毫不費力地避開了一切“中介”就把上層建築直接與所謂的“物質”基礎聯係起來。這在他就意味著感性經驗資料的總和。顯然，他對別人貶低為“庸俗馬克思主義”或“非辯證”思想的那種東西極其迷戀。
似乎本雅明應該更容易與詩人而不是理論家溝通，不管是辯證的理論家還是形而上學的理論家。因為盡管他曾經學習哲學，但是他的精神世界是受歌德這個詩人的影響而不是受某個哲學家的影響而形成的，他的興趣幾乎完全受到詩人和小說家的影響。另外，他與布萊希特的友誼是極其獨特的，也就是說，德國在世的最偉大詩人於當時最重要的批評家相遇，而且兩人都意識到這一點。毫無疑問，這種友誼在本雅明一生中是第二個最重要的幸運。但是這種友誼很快就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後果。這不僅激怒了他原有的幾個朋友，而且危及他與社會研究所的關係，而對於社會研究所的“建議”他無論如何是“要順從的”（《書信集》第2卷，683頁）。隻有一個原因使他沒有喪失他與朔勒姆的友誼，那就是朔勒姆在有關本雅明這個朋友的任何事情上都保持著忠誠和大度。阿多諾和朔勒姆都譴責布萊希特對本雅明的“災難性影響”（朔勒姆的說法），因為本雅明明顯地非辯證地使用馬克思主義概念，而且堅決與一切形而上學決裂。本雅明通常哪怕是在不必要的情況下也很容易妥協。但是麻煩在於，他明白，他與布萊希特的友誼造成了一個絕對界限，不僅阻礙了順從，而且甚至阻礙了交往，因為“我與布萊希特工作的一致是我的全部立場中最重要的戰略據點之一”（《書信集》第2卷，594頁）。他在布萊希特身上看到了一個具有罕見的智性能力的詩人形象，而且對於他十分重要的是，站在左翼立場的布萊希特盡管高談辯證法，卻同他一樣不是一個辯證思想家，布萊希特的智慧非同一般地接近現實。和布萊希特在一起，他能夠展開布萊希特本人所說的“天然地思考”（Das Plumpe Denken）。布萊希特說：“重要的是學會如何天然地思考。天然地思考也就是偉人的思考。”本雅明對此闡述道：“在許多人看來，辯證法家就是喜歡鑽牛角尖的人……相反，天然的思想應該是辯證思想的一部分，因為它們不是別的，而是使理論聯係實踐……一種思想應該天然地在行動中得到證明。”可以說，天然地思考吸引本雅明之處，與其說是與實踐的聯係，不如說是與現實的聯係。因為在他看來，這種現實最直接地體現在日常語言的格言和俗語中。他接著寫道：“格言是天然地思考的學校。”正是使用格言和俗語講話的技巧，使卡夫卡筆下的語言形象往往清晰可辨，能夠成為靈感的一個源泉，給許多人提供了一個解“謎”的鑰匙。這種技巧同樣也使本雅明能夠像卡夫卡那樣寫出具有獨特魅力和極其接近現實的散文。
在本雅明的一生中，人們處處可以看到一個小駝背。早在第三帝國產生之前他就耍弄各種詭計，使得答應付給本雅明審稿和編輯雜誌的全年津貼的出版商在第一期雜誌問世前就破產了。後來，在納粹德國時期，小駝背允許本雅明用假名編選的一本德國名人書信集付印——書名是《德國人》，題詞是“不受稱道的榮譽，沒有光彩的偉大，不受尊敬的尊嚴”。但是小駝背監督著把它們堆放在破產了的瑞士出版商的地下室裏，而不是像本雅明所願望的發行於世。1962年人們才在這個地下室發現這些選集，但是當時已經有另外一本新的選集刊行了。（人們還可以指責小駝背使某些本來要帶來好運的事情最初往往表現出一種令人不快的方式。例如，應霍夫曼斯塔爾之邀，本雅明翻譯了普魯斯特作品，同時還翻譯了阿列克西斯·聖萊熱·萊熱[筆名聖瓊·佩斯]的《疾病》[Anabase]。本雅明認為這部作品是“微不足道”的[《書信集》第1卷，381頁]。這部譯作直到戰後才問世，但是，正是由於本雅明與萊熱的這種聯係，使作為一個外交家的萊熱在戰爭期間出麵幹預，說服法國當局免除了對本雅明的第二次拘禁。當時隻有很少的難民能獲得這種優惠。）繼惡作劇之後接踵而來的是“殘骸堆積”。在西班牙邊境的滅頂之災之前的最後一個災難是，自1938年起他感到自己將會被他在巴黎生存的唯一“物質和道義支持”（《書信集》第2卷，839頁）——紐約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拋棄。1939年4月他寫道：“這種極大地危及我在歐洲的處境的情況，有可能使得我無法移民到美國。”（《書信集》第2卷，810頁）當時他還處於阿多諾來信“打擊”的陰影下。阿多諾於1938年11月的信中否定了他的波德萊爾研究的第一稿。（《書信集》第2卷，790頁）
正如朔勒姆指出，在當代作家中，除了普魯斯特外，本雅明在個人情感上最接近卡夫卡。“要理解（卡夫卡的）作品，除了別的因素外，必須承認他是一個失敗者”（《書信集》第2卷，614頁）。無疑，當本雅明寫下這句話時他想到自己作品的“廢墟領域和災難領域”。本雅明關於卡夫卡的極其準確的論述也同樣適用於他自己：“造成這種失敗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人們可以說，當他一旦明白了最終不免失敗，一切對於他都恍如夢幻。”（《書信集》第2卷，764頁）他不需要讀卡夫卡的作品就能像卡夫卡那樣思考。《司爐工》一文表明在他閱讀卡夫卡作品後的全部感想前，他早就在《論〈親和力〉》一文中引用了歌德關於希望的論述：“希望穿越他們的腦海，正如一顆星辰從天空墜落。”他在這篇文章中的結語讀起來仿佛是卡夫卡寫的句子：“隻是由於毫無希望，人們才使我們懷有希望。”（《選集》第1卷，140頁）
1940年9月26日，打算移民到美國的本雅明在法國—西班牙邊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造成這一悲劇的因素很多。蓋世太保沒收了他在巴黎的公寓，那裏有他的藏書（其中“較重要的一半”是他設法從德國運來的）和許多手稿。他有理由為其他手稿擔憂。其他手稿是在他從巴黎逃到未被德軍占領的盧爾德前，通過喬治·巴塔耶存放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裏的。沒有圖書他怎麼能生活？沒有他大量摘引資料的手稿，他靠什麼來謀生？另外，美國對他沒有吸引力。正如他自己說的，那裏的人可能會發現，除了把他當做“最後的歐洲人”送到各地展覽外，他沒有別的用途。但是導致本雅明自殺的直接因素是一個不尋常的厄運打擊。由於法國維希政權與第三帝國達成停戰協定，從希特勒德國逃出來的流亡者隻要被視為政治反對派就很可能被遣送回德國。應該指出，這種流亡者定義從不包括非政治性的猶太人，但是後來的事態表明，他們的處境最危險。為了拯救這種流亡者，美國通過駐未被占領區的領事館發放了一批緊急簽證。由於社會研究所的努力，本雅明成為在馬賽第一批獲得這種簽證的人之一。而且，他也很快獲得了西班牙的過境簽證。這就使他能夠抵達裏斯本，從那裏登船。但是，他沒有獲得法國的出境簽證。而法國政府急於取悅蓋世太保，必然不會給德國流亡者這種必需的簽證。一般來說，這不會造成太大的困難。因為徒步翻山抵達波特博，路程不長，也不太費力。當時大家都知道這條路線，而且知道那裏沒有法國邊境警察。但是，本雅明顯然因原來有心髒病（《書信集》第2卷，841頁）而行走艱難，哪怕是很短的路程。他肯定已經筋疲力盡了。當他那個流亡者小組抵達西班牙小鎮時才知道，就在當天西班牙關閉了邊境。邊境官員對馬賽領事館的簽證根本不放在眼裏。流亡者將在第二天沿同一路線被遣返回法國。夜裏，本雅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邊境官員對本雅明的自殺感到驚恐，允許他的同伴繼續前往葡萄牙。幾個星期後，對簽證的禁令又取消了。隻要早一天，本雅明就能順利地通過。隻要晚一天，在馬賽就能知道暫時不能取道西班牙。隻是在那個特殊的一天，災難才可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