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輝上任，先敲打了幾個在偽政權和偽軍裏混事的富戶，一下子搞到幾千大洋。他用這些錢做本錢，搞“大生產”。實際上是販糧食、棉花、食鹽及百貨用品進來，沿途偽軍把守的崗樓“莫敢擋也”（當年叫開展供銷業務、信用業務、運銷和運輸業務。連縣委書記梁正中外出開會也借機搞運輸，用掙來的腳費買了被褥，添置生活必需品）。
1938年我黨晉察冀省委發出《**晉察冀省委關於在政權機關中工作的黨員必須遵守的條例》，1942年10月頒布《晉察冀邊區懲治貪汙條例》。再看一分區，俺們知道的，1939年秋楊成武、袁升平召開大會嚴厲處理兩個紅軍營級幹部私分500元法幣的問題，1941年處理一團團政委朱遵斌的經濟問題。一分區那些因經濟問題被槍斃的這裏就不一一提及了。在這個眾目睽睽的嚴峻形勢之下，楊成武居然敢為一分區收入830元這點小錢“親自布置任務”，“以身試法”。這怎麼可能？
紅軍，還有當時的八路軍，是一支軍紀非常嚴格的部隊。而且嚴格到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地步。朱遵斌事件僅是事例之一，更典型的事例還有長征時期mzx的妻弟也因違犯軍紀而被槍斃。
此事例來自《賀z珍的風雨人生》一書。賀的弟弟賀敏仁在長征中，被誣告擅自進喇嘛寺，拿了一千多銀元，結果師部根本不聽他本人的辯解，連向上級都沒有報告，就被槍斃。事後，賀子珍聽說了，她比那些師部的領導幹部有頭腦，她會思索，會分析，知道弟弟是個冤案。因為“一個最壯的挑夫，也隻能挑七、八百塊銀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銀元。”而且，“他隨身就是一個小背包，一條小軍毯，真有那麼多銀元也沒處放。”
看到這裏讀者們也就會知道，否定這一個人很難背負800塊銀元走路的根據，也來自《賀z珍的風雨人生》一書。
朱遵斌案與賀敏仁案除了錢數不同，其它方麵都有著有相似之處。在陳正湘的信中我們得知：“朱（朱遵斌團政委）幾次複信說總共五萬三千多元，上繳分區四萬，團裏留下一萬三千多，在晉東南招待開會慰勞傷病員等花掉三四千元，其餘交團供給處保管。”
朱遵斌這五萬三千法幣合多少銀元？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室主任鄭起東研究員測算，1940年法幣尚未貶值，一法幣相當於一銀元，而當時的物價，每石米（約160斤）80元左右。也就是說，這可是實打實的五萬多銀元呢。
朱遵斌說：這“五萬三千多元，上繳分區四萬”。按照晉察冀邊區政府統一財政收入，“罰沒款及戰爭繳獲等均為邊區收入”的規定，朱遵斌所說的“分區”，應該是分區行署的財政管理部門。其餘“團裏留下一萬三千多，在晉東南招待開會慰勞傷病員等花掉三四千元，其餘交團供給處保管”，也就是說，一團尚餘**千元法幣或銀元的積蓄。
最後再次回到議論得主題：楊成武，一個晉察冀軍區最強大的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圍著這830元的幾百元小錢折騰，值得嗎？
結論：現在網站和報刊的編輯自己對曆史都是一知半解的，所選的文章就隻能當作“新編革命曆史故事”看好了，隻是不能當真。一當真就破綻百出。